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 ,同治五年 (186 6年 ) ,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 ,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 ,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 ,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 ,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 19世纪 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 ,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 2 0世纪初 ,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 ,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 ,但也自成一系 。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争论之比较研究

19世纪60年代中期,洋务派在实践中认识到西学之根本在于算学,于是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在教学西学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通商口岸城市的教会学校开设英语课程、打算用英语教学西学,这一举措随即引起传教士就教会学校英语教学对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作用展开了全面的争论。比较这两次争论,相同的是争论的内容都是用什么媒介教学西学;呈现南北之争的趋势。不同的是争论持续的时间长短悬殊;争论动机不一;争论分别具有妥协性和非宗派性;争论的结果不同。前一争论对后一争论起到了推动作用。

晚清京师新式学堂教师聘任初探——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

我国近代教师聘任始于晚清兴办的新式学堂中洋教习的聘任,此举打破了我国任用教师的传统方式,把教师聘任的理念引入我国教师管理之中。以京师同文馆为首的一批新式学堂在聘任洋教习的实践中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京师大学堂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教师聘任章程,探索了教师资格认证标准,明确了教师职称序列,规范了教师聘任合同,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教育遗产。探析晚清时期大学教师聘任的特点和影响,对今天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若干史实考证

丘逢甲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首开粤东新学的先声,但最先提出在粤东办同文学堂的并非丘逢甲本人,丘逢甲在潮州兴办东文学堂的同时汕头也有一所林仔肩办的同文学堂,潮州、汕头两所新式学堂“半途遽散”后,丘、林等人合力在汕头办起岭东同文学堂,但该学堂也很快因各种原因而停课,直至1901年6月逢甲亲任学堂监督,接掌校务后学校才逐步走上正轨,日益发挥新学的先导作用。

冲突、认同与融合:汕头绅民与中西新学堂之关系——以清末民初岭东同文、华英、聿怀中学堂为研究中心

汕头开埠后,传教士和地方开明士绅开办的新学校是年轻人获知西方的科学文化、宗教文明最有效的途径。然而,汕头官绅与民众心中的保守思想、民族情怀,让新学在汕头的传播和发展坎坷不断。传教士与士绅不断因应汕头环境,沟通绅民,以各种变化发展来解决与地方的冲突与困难。通过梳理史料,重现近代中西新式学堂与地方民众间不断的"冲突、认同与融合"的代表性场景,并分析各自的立场及转变,以折射出汕头(教育)近代化的复杂过程。

从“西语”到“西学”:京师同文馆课程改革的历史探赜

京师同文馆作为晚清第一所官办的外语专门学校,在科学、语言和教育等方面对我国的影响较大。京师同文馆自创办之初将“西语”引入课程殿堂之时就已然遇到了生源危机、师资匮乏等问题。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京师同文馆试图将“西学”课程融入“中学”之体系,以此来实现从“西语”到“西学”的课程改革。然而,此次课程改革虽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但是仍遭遇了生源质量不高,师生之间语言不通等诸多困境,这些阻碍和困境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因此,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审视京师同文馆从“西语”到“西学”课程改革的意义,能够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当代课程改革提供历史参照与经验教训,获得医治“现代课程改革病症”的良方,并以史为鉴来打开课程改革的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