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同文馆之争

思想意识形态争论的背后隐藏着社会政治集团的实际利益博弈。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表面上是要不要实行洋务的思想之争,实际上是朝廷内部主流的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僚阶层为维护自身传统利益而挑起的一场斗争。清政府没有借此机遇调整各政治集团的利益,而是利用慈禧太后的威权,以简单的方式压制了反对派的言论,从而使洋务运动的深入化,埋下了隐患。

翁同龢笔下的同文馆

北京同文馆在中国文化、教育、外交、科技近代化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很值得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的。翁同龢曾经主管同文馆的工作,他在其日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细节。

翁同龢与洋务运动述论——以同文馆风波为中心

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进入仕途之际,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在1867年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中,翁同龢并没有卷入论战的核心,但他站在守旧派一方,极尽密谋策划之心力,表现出了固守中国传统的思想立场。翁同龢在同文馆风波中的言论举止,不仅有对西方列强持暴而来给中国造成的丧权辱国所宣泄的民族义愤,也隐含了在"华夷之辨"的传统等级秩序下表露出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

晚清日语译才培养机构研究——京师同文馆之东文馆新考

为解决外交人才的严重匮乏,满足清政府借助"日本途径"转译西书的刚性需求,京师同文馆于甲午战后增设东文馆,开创了国内官办日语教育的先河,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文馆学员既要兼习中日两文,又须加习一艺,此种教学模式至今仍资借鉴。作为同文馆五所外文馆的延伸,译学馆成为京师大学堂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日语教育也沿袭了东文馆的办学模式,为清政府培养出大批高水平的日语译才。

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晚清同文馆

本文运用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分析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外语及西学教育机构——同文馆,通过对同文馆一案中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传播环境和传播效果诸因素的分析,透视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救亡图存的努力,总结中国文化在当时中西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主动性,并揭示其对今天跨文化交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