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考论

扬州图书馆藏清抄本《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辑纂人未署姓名,据书中三则批语,可知为甘泉胡文渊抄存。该书收录求声社20位学人,于戊寅正月至己卯正月逐月会文所作。总计存录20家文42篇,诗54首,以及拟题二百余条。因诸家著述罕有传本,《文稿》所录为硕果仅存。诸家所作及拟题,以“通经考古”为重心,表明扬州学派学术传统在同光之际的延续。拟题多而成文少,折射出治学环境恶化对学术的冲击,从中可见扬州学派在晚清已呈颓势。

清代同光时期江南土客争端及其处置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江南人口锐减,大量田地荒芜,清政府通过减免漕粮、禁革陋规等举措,招募客民前来垦荒。受各州县招垦之策的吸引,来自两湖、宁绍、温台等地的客民涌入江南各地开垦土地,减少了荒田面积,增加了新垦土地及熟田面积,但也引发土民与客民之间的土地之争。同治及光绪初叶,面对土客争端,清政府采取“抑土袒客”之策,以继续吸引客民,但加剧了土客冲突。光绪中叶,随着江南荒地面积大幅减少,清政府有意抑制客民迁入,转而采取“抑客袒土”政策。由于清政府招垦之策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一举措也未能缓解土客之争。光绪末叶,清政府以“和民”取代“招垦”,作为处置土客之争的要务,实施“化客为土”政策,推动土客融合,土客之争趋向缓和。

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

同治年间 ,因回民起义军“不杀在 (天主 )教人” ,引发了陕西汉族百姓纷纷皈依天主教以避战乱 ,天主教在陕西境内迅速扩展。

失序与再造:咸同兵燹与清水江流域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清代"咸同兵燹"这样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如何自救、如何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文章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民间文献,以流域"三营"为具体对象,分析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的乡村社会组织从款组织而演变为团练,团练在组建及其经费筹措、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而探讨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在社会动乱中的自我治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治理举措。

清同治年间的旌德宾兴——兼与绩溪宾兴的比较

清同治七年,应旌德士绅的请求,官方将到期的牛本银两拨为宾兴经费,旌德宾兴因以建立。通过官绅合作和严密的制度设计,旌德宾兴的经费经营、资产管理及公车经费分配等均成效显著,实现了良性发展。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中国地方公益基金运作的生动个案。与稍早的绩溪宾兴相比,旌德宾兴具有重经营、官绅互动热络和商人角色弱化等特点。这不仅体现了晚清地方公益事业发展的新趋势,也表明在当时地方经济凋敝、民间乏力的情况下,政府在地方公益事业中并非完全无所作为。

李凤奎举事与清同治年间东北之乱

清朝咸丰末年,朝阳县李凤奎为救狱中之友而举事,揭开了同治年间东北地区大乱的序幕。继之而起的各股武装,才宝善、白凌阿、王五、葛成隆皆李凤奎余党。王五联合其旧友李维藩,势力一时壮大。王五死后,李维藩与王起、徐占一等武装聚集,徐占一、李维藩先后降清,王起与马振隆将东北反清斗争推向高潮。各股武装或打出为李凤奎复仇旗号,大多继续劫掠讹索活动,虽然他们与清军对抗,然非农民起义,而是清朝内忧外患、社会剧荡、吏治败坏、民风下移背景下的匪患,为近代东北胡匪、马贼之源。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不变与危变:个体生活史视域下的同治朝——以《翁曾翰日记》为中心

晚清内阁侍读翁曾翰的日记记录了他本人及其家庭日常生活,反映出同治朝的清廷高层与京城士人蹈循礼俗、醉心科举、热衷宴饮、抵触西方的生活图景与思想状态。尽管同治朝在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西北回变及捻军运动等民变后,也已开启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近代化事业,但日常生活、吏治状态、思想观念,尤其是对西方的认知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从个体生命与生活史角度烛照出"同治中兴"背后潜伏的危险变局。

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地区堡寨的作用

堡寨的存在历史久远,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修筑的三类堡寨在三种势力角逐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三类堡寨却无法从根本上捍卫三股势力的利益。

城居与防守:战争状态下民众避祸逃生的一个侧面——以同治西北战争为例

同治西北战争期间，大批民众从乡村聚落迁移到城堡之中避祸逃生。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出发，复原了战时民众在城内的粮需、饮水、住房等生活场景，梳理了城堡攻防的过程和饷银、武器等影响城防的因素。逃难人口集居城堡为防御提供了一定的有生力量，但也造成了资源的紧张；防守严密的城堡看似安全，实际上却是极危险的处所；战时大量城堡被攻破，是造成同治西北人口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治早期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小议

起源于咸丰年间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在同治朝早期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重建与规范,最终形成了一张密布于江苏境内的厘金征收网络。这张厘金征收网络为江苏厘金由战争税转变为经常税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经济状况述评——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对甘肃地区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北的政权统治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同治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设等方面状况进行分析。分析认为,此次大起义破坏了甘肃地区的经济,减少了人口,但同时也给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新发展。

普天同庆班创立动因及同治朝承应考

同治年间,以奕?为首的亲王朝臣对内廷演剧管控极严,尚未擅权的慈禧太后选择了折中的方式与之周旋,即将内学伶人召入寝宫当差,普天同庆班就是以此为契机肇始。以往研究者多认为普天同庆班产生于光绪朝,实际上该班在同治二年已现雏形,至同治五年开禁时,该班所演剧目已占当年演出总量的六成。一方面,昇平署内学演出昆腔、弋腔的历史由来已久,内学伶工对于皮黄为主的乱弹新声怀有抵触情绪而不愿习学,远不及慈禧本宫太监那般言听计从;另一方面,调用昇平署太过兴师动众,每次演出必有《差事档》记录,容易引起朝臣的注意。以上两个原因造成普天同庆班在同治朝的演出以乱弹剧目为主,而昇平署内学则主要演出开团场戏、昆弋折子戏和寻常轴子戏等宫内传统剧目。

从《黔诗纪略》采诗看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

《黔诗纪略》因文献丰赡而有"博综"之誉,其采诗途径多样,包括对文集、史乘方志、刻铸文献、口传文献、图谱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为考察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明代黔诗在该时期的传播主体以个人为主,地方志局参与其中;传播的载体形态以纸质书集为主;以书面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抄写、印刷方式传播;传播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整体而言,明代黔诗在咸同时期的传播不广,诗歌留存较少,受关注度较低。

同光之际内蒙古西部地区水师研究

同治九年(1870年)内蒙古西部设置水师一营,黄河水运军粮和严密梭巡、以辅陆路兵力之不足。光绪二年(1876年),这支水师被裁撤,水师在裁撤后仍住在归绥,为地方事务出力。梳理水师在内蒙古西部的驻防史,使曾经为今内蒙古西部地方社会作出贡献的水师得以钩沉于世。

“同光之际”海防人才思想讨论的当代启示

1874-1875年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同光之际"海防策略大讨论。以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聚焦"海防人才"议题,从"为什么要重视海防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海防人才""如何解决海防人才问题"等层面,着重分析沿海沿江督抚的思想认识对于当代海防人才建设的启示。

清同治朝“以民制夷”政策之演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体系形成。在列强的威逼之下,清政府的守约意识增强,其"以民制夷"政策随之改变。在处理潮州反入城事件中可以看出朝廷在"守约"与"得民心"之间倾向于前者,该政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朝廷以民意为名抵制列强条约外的勒索。

咸同之际取用能员与督抚用人权扩张

咸同之际,由于战事等实际需要,为及时选拔能员干吏,督抚在奏保、奏调及委署人员等方面打破定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用人权。督抚用人权的扩张,反映了其地位的日渐上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既往铨选制度的运转不灵,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督抚用人权力的扩张,也对原有铨选制度带来了一定冲击,清廷内外权力均势被打破,内轻外重的局势逐渐形成。

咸同年间清廷和湘淮集团的省级政权控制力考析

咸同年间,随着太平军兴及湘军的崛起,清朝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受到很大冲击,以湘淮系为主的地方军政大员的权势明显增强。面对地方势力的迅速发展,甚至是步步进逼,清廷并非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而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制约和反击,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就决定了清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争夺和转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更不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双向的、波浪式的、拉锯式的。清朝中央对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的垄断,是清朝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石。清廷虽然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冲击,在战争中越来越依赖湘淮军队,授予湘淮人员越来越多的官职,甚至不得不任命部分湘淮高层人员为封疆大吏,使一部分政府权力落入湘淮集团之手,但这部分人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清朝中央同时也就有了更多的手段对其思想、行动施加影响和约束。在实践过程中,清廷着力利用高级官职对一些湘淮高层人物进行拉拢、分化,破坏湘淮集团的内部团结,从而维持并重新稳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