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责、免责还是损害分配:故意侵权案件中过失相抵的适用

加害人和受害人一方或双方存在故意时,能否适用过失相抵存在判断困难。在加害人故意和受害人过失时,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表述,应当适用过失相抵。但这否定了《民法典》颁布前排斥过失相抵的态度,没有充足理由,容易造成司法者的困惑。受害人存在故意时,既可适用第1173条减责,又可适用第1174条免责,缺少区分依据。双方均存在故意时是否适用过失相抵缺少法律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比较混乱。比较法上,从共同过失发展到过失相抵,教义学上的“同种类过错才能相抵”发展出了很多例外,但没有理论能够予以充分解释。法典规则的不同不影响普遍法理的抽象。通过归纳案例可以发现:行为人故意中的预见内容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结果。一方当事人存在故意时,如果故意的预见内容包含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失,应当对损害承担全部责任,排除过失相抵的适用;作为例外,如果一方当事人故意的预见内容不包含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失,则可以适用过失相抵;双方均存在故意时,如果可以互相预见到对方的行为,能够适用过失相抵。

高空抛物致害救济问题研究——有效实现“以受害人为中心”

高空抛物事件中受害人的救济问题在理论界颇具争议,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单靠侵权法不能有效救济受害人。在我国暂时无法实行多元救济的现状面前,如何既达到以“受害人为中心”之目标,即在无法找到真正侵权人时填补受害人损失的目的,又要克服现有立法之不足,令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承担主要救济责任,从而有效分散风险、分摊责任,是民事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的二元适用——由“石景山足球伤害案”引发的思考

对"石景山足球伤害案"法院判决的解读,有"受害人同意说"、"自甘风险说"和"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等同说"三种观点。在生成上,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不同,前者起源于罗马法,后者是普通法中的规则;在机理上,前者所"同意"的损害是确定的,后者甘冒的风险不确定。在体育侵权的抗辩事由中,应二元适用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规则,两者各有功用,各司其职。

恢复原状费用赔偿的性质

系统整理我国民事责任方式的难点在于确定医疗费、修理费等恢复原状费用赔偿的性质。恢复原状费用赔偿不是赔偿被侵权人因支出医疗费、修理费等而遭受的间接财产损失,而是以支付金钱的方式将人身伤害、物之损坏等直接损害恢复原状。恢复原状费用不应当由被侵权人垫付,而应当由侵权人预付。金钱赔偿并不是与恢复原状相对的概念。恢复原状费用赔偿既属于金钱赔偿,也属于恢复原状,因而在适用上优先于价值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到底是实际实施恢复原状,还是赔偿恢复原状费用,应当由被侵权人选择。虽然被侵权人通常都会选择恢复原状费用赔偿,也不应当一般性地免除侵权人实际实施恢复原状的义务。被侵权人即使没有选择恢复原状费用赔偿,在侵权人经催告仍不履行恢复原状义务时仍然可以选择恢复原状费用赔偿,无需另行起诉。

体育侵权案中如何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在法学界特别是体育法学界中还未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阐明,司法判决中也未直接引为判据。此前,该规则一脉相承地内涵在民法的权利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包括意志自由和责任自负两个方面)原则和诚信原则之中,司法判决认可其效力,现已有述明法条可资引用。所以,深入全面地阐释、探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含义、责任构成的特点和相关观点,有利于人们正确处理体育侵权案件,有利于正确审理和判决,有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

论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历史起源、域外视野与法理分析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暨有研究存在认识误区和弱化趋势。事实上,竞技体育比赛与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关联最早可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从罗马法开始,受害人同意规则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已经成为了侵权法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免责事由,有的国家通过成文法明文规定之,亦有国家通过法院判例和学说上的解释论对其予以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法理基础应该是利益扬弃说,在我国法中一般作为非法定免责事由予以适用,且在适用中应注意"同意"的限度和与自甘风险规则的区别。

大规模侵权民事救济比较研究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因高度工业化所引发的各种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危害与考验,近年来连续发生在各国的一些大规模侵权事件也预示着风险社会的到来。2008年我国"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等。完善大规模侵权中受害人民事救济制度是我国侵权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再认识——与艾湘南老师商榷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7条是有关受害人故意的规定,它与受害人同意规则在立法目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上都殊为不同。故而,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它与自甘风险规则一道在我国侵权法上属于"非法定免责事由"。无论在体育法学的学理研究还是在相关体育侵权案件的司法适用中,受害人同意规则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诸如《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之类的行政规章中,它也得到了部分承认。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自甘风险规则,两者是我国体育侵权责任中最主要的两种抗辩事由。

蓬莱油田溢油事故暴露的环境损害救济制度的缺陷

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暴露出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并不能对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快速响应,尽最大可能实现对弱者提供及时、有效、公正保障的问题。侵权法、物权法提供的法律工具,对受害者保护来说,都存在较大程度的缺陷,而跨国公司母公司利用其与子公司的特殊关系,加剧了受害者求偿权实现的难度。国家应当在环境赔偿责任社会化的基础上将受害者事后救济制度与环境损害填补机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机制。

新闻媒介侵害刑事被害人名誉权的思考

媒介侵权行为特指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新闻媒介缺乏法律意识,在对刑事诉讼案件进行报道时,一味追求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在报道受害人的被害经过及结果的同时,也侵害了受害人的人格权,由此引发新闻侵权诉讼。在新闻侵害人格权下,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及《刑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受害人同意和风险自负在体育运动侵权领域的应用

和一般的侵权领域相比,体育侵权由于其固有的风险的存在而具有特殊性。一直以来,我国适用受害人同意作为体育侵权领域的免责事由,文章认为,英美法国家的风险自负原则更适用于体育侵权领域。这里谈到的体育侵权主要是指过失侵权,而受害人同意只是适用在故意侵权领域;体育侵权损害的产生是受害人反对的结果,而受害人同意的损害结果这是受害人积极追求的结果,等等的不同点告诉我们,引进风险自负原则作为免责事由是可能、可行而且是必须的。

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侵权责任法》第22条为视角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侵权责任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然而,由于第22条之规定较为原则,势必会导致司法实践的困境。就我国而言,我们应该重新界定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涉及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建立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专家证人制度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损害赔偿功能的局限性——基于法经济学及实证考察的思考

现有的论述普遍认为侵权责任具有损害赔偿功能。然而,法经济学学者普遍认为,侵权责任虽然在赔偿受害者的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过分地强调侵权责任的损失分散功能,会对低收入人群造成消极的影响,产生再分配上的问题。其次,在保险与侵权责任并存的混合救济模式下,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功能是有限的。最后,大量的美国实证研究表明,侵权责任损害赔偿功能的实现需巨额的行政成本,这种投入与其带来的收益不成正比。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交通事故中当事人的保险投保率还较低的情况下,虽然侵权责任确实承担了一定的损害赔偿功能,但这种功能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体育运动伤害案件中特别免责事由的适用——调和体育自治与私法介入冲突的手段

体育运动伤害侵权案件有时候不应当成为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外空间",体育运动伤害侵权案件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事法律规范在体育运动伤害领域的适用,会影响体育运动的自治性,为防止民事法律规范对体育领域的过度介入,受害人同意与自甘冒险两种免责事由在体育自治与私法介入之间起到了调和作用.两种免责事由的适用上有先后顺序,两者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适用的法律效果也不完全相同.

“蹭网”行为的现行法规制——基于刑民法的双重视角

蹭网行为对现行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法律进行规制,可以对现行法进行解释,来解决蹭网行为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由于网络用户的不同,蹭网行为可能会产生刑法和民法问题。对于民法问题,可以通过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来解决;刑法问题在理论上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也可以通过对盗窃罪进行解释来处罚蹭网导致合法用户网费损失较大,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蹭网造成的间接损失,也可以运用民法和刑法进行规制。

论环境侵权归责原则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侵权责任法为中心的分析

环境侵权作为侵权责任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归责原则关系到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由于环境侵权涉及面广,正确处理这对矛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侵权责任法为基础,介绍了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历史发展,并从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以及赔偿与救济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进而提出完善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受害人的环境侵权制度的建议。

学校体育伤害事件中“自甘风险”原则适用探讨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对于"自甘风险"原则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适用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自甘风险"原则在学校体育伤害事件中适用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按受害学生认知能力能预见所参加体育活动所带来的风险;2.受害学生自愿参加带有风险性的体育活动;3.受害学生的损伤由体育活动的自身带有的风险所引起,校方或其他行为主体无过错。4.风险必需是体育活动可能引发,而非固有的,否则适用受害人同意原则。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对于提出的4点适用条件进行实证分析。

资本显著不足规则的法理基础与司法适用

2013年修订《公司法》时确立了完全的资本认缴制,但由于立法时缺乏整体考量,实践中显露诸多弊端。在众多急需跟进的配套措施中,资本显著不足规则颇值得重视。资本显著不足规则的司法适用,长期以来以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为基础。资本显著不足规则的正当性基础,源于其对有限责任制度的补强,不应随着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取消而废止。由于非自愿合同债权人的存在、最低保险并非有限责任之公允对价等,主张排除资本显著不足规则对合同债权人、已购最低保险的公司之适用的观点,应予抛弃。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也应着眼于公司“持续性的财务健康”。至于对“显著不足”的判断,则应在保留在“定性”标准的基础上,因应不同类型债权人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更为细化的评判准则。

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革以及法律制度的发展,传统意义上过于宽泛的自甘风险制度如今已难以为继,在多数案件中不再具有免除加害人责任的法律效果。但是,在文体活动领域,自甘风险依然有作为一项独立免责事由而存在的必要性。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与有过失等其他抗辩事由不同,其法理基础在于,基于特定的法政策考量,加害人的一般过失行为不构成侵权。在解释论上,还应当区分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规定的自甘风险与第2款规定的活动组织者责任,明确文体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适用不同的注意义务标准。此外,在实践中使用"自甘风险"一词时,应当秉持谨慎、克制的态度,仅用其指代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以避免法律概念的混淆以及法律适用的错误。

环境侵权受害人行政诉讼的若干问题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相关发达国家日趋强化环境侵权受害人的权益救济。在我国尚未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背景下,应当赋予受害人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受害人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可以达到传统民事诉讼所不能及的功效,有利于促使环境职能部门依法行政和加强环境监管,从而达到既保护受害人个体的利益又保护社会的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