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企业提升绩效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低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力度更大;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中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企业TFP,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提升环境监管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全球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也有助于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制造业企业产品导向型的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产出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产出服务化主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技术进步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本研究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

环保信用评价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环保信用评价是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转型压力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以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资源获取对环保信用评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府监管环境严格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行业以及社会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明显。结论提供了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广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向善行为、助力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建设性作用。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选取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法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符合U型关系;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为U型,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倒U型;从作用机制来看,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应采取分阶段制定环境政策,尽早跨越“波特拐点”;实行差异化规制手段,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技术创新,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措施。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地区绿色生产率——基于三维效率分解的实证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绿色、低碳、环保”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有效的环境规制成为转变工业生产方式和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对传统的方向距离函数加以改进,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能源效率、产出效率和减排效率三个维度,利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控制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控制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则呈现“U型”关系,且二者存在明显的关联效应;现阶段的政策指向为控制污染排放,使得环境规制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排放效率的改善,并没有传导到工业产出和能源消耗方面;2008年以《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为代表的系列政策实施之后,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才得以显现;相对于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区相对领先的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进程,更有利于环境规制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

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兼论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以生产性服务业数智化为契机,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理论阐述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内在机制基础上,构建包含金融服务、科技信息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三部分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回归模型对2014—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数智化改造对AGTFP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金融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的数智化改造对AGTFP的影响呈现当期有效的特征,而科技信息服务数智化改造在较长的时间内仍可以保持对AGTFP的显著促进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强到弱依次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AGTFP的影响。基于此,应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构建以科技信息服务为基础,金融服务、商贸流通服务为引领,拉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效增长机制。

环境规制能促进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环境保护法》的正式实施作为政策变动时点,利用准自然实验检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探索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内部的绿色技术创新在新《环境保护法》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新《环境保护法》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和ESG评级较高的企业具有更显著的正向政策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深化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融合;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措施;建立环境规制与企业发展协同机制。

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海洋科技人才是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核心要素。文章构建了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影响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选取2006—2019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海洋科技人才集聚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长江流域以南沿海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长江流域以北沿海地区二者关系不显著;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在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影响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中介作用,且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化了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基于此,提出合理引导人才集聚、注重人才和产业适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渔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测算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下,环境规制工具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近10 a来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67~1.090波动,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技术进步是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抑后扬的正“U”型。③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湖北省2个规模化蛋鸡养殖场环境细菌监测分析

为了解蛋鸡养殖场环境中病原菌流行情况,试验采集湖北省不同地区2个规模化蛋鸡养殖场不同位置的空气、水线和饲料样品进行病原菌检测,并采用16S rDNA测序分析样品中的优势病原菌。结果显示:饲料样品中细菌总数符合《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而鸡舍风机附近空气及水线中细菌总数均较高;空气中优势病原菌是芽孢杆菌和葡萄球菌,饲料和水线优势菌为芽孢杆菌。结果表明,规模化蛋鸡养殖场饲料中的芽孢杆菌易污染水线和空气,风机附近是细菌污染重点区域,应定期消毒。

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耦合协调对绿色增长的影响

“双碳”目标背景下,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协同对破除绿色技术创新“双重外部性”困境,驱动绿色增长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基于2006—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耦合协调对绿色增长的影响与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耦合协调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呈显著“U”型关系,目前全国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尚处于抑制绿色增长的阶段;在上述“U”型影响中,研发投入强度、资本错配在资本投入层面分别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技术创新质量、技术交易活跃度在技术创新层面分别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产业结构层面分别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外约束,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进而对微观企业产生更深层次的作用。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地区差异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差异,检验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一方面,东部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呈“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另一方面,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关系,而非国有企业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动态性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洞庭湖内湖水质变化趋势及其成因简析

为探究洞庭湖内湖水质变化情况及其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服务于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攻坚,基于2016—2021年洞庭湖内湖水质监测数据,分析了44个典型内湖的水质类别、总磷浓度及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千龙湖、柳叶湖和后江湖水质相对较好,华容东湖、大通湖和北民湖水质相对较差;②总磷是洞庭湖内湖水质的决定性因子;③近年来持续的污染防治工作促使洞庭湖内湖总磷浓度不断下降,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稳中向好,内湖水质总体改善明显。分析了华容东湖、大通湖和黄盖湖等内湖污染的主要原因,提出控源降磷、畅通河湖、恢复水域、修复生态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为推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可行路径。本文基于2011-2019年沿海11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借助超效率SBM-GML指数法测度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究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在区域层面上,相比东部、北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可以享受到更多数字经济释放的“绿色红利”。进一步的中介作用分析发现,环境规制是数字经济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因此,推进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路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了城市绿色发展吗?

生产性服务业和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战略制高点。选取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GML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样本期内整体尚处于正向效应区间,该结论在采用Bartik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与绿色实质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加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正向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产业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在不同产业层次、集聚模式、地理分布与人力资本中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研究

当资源需求和环境破坏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文章设计基于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通过测算大气、水、土壤的污染物总量,结合资源承载力指标,构建监测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根据承载力数值,划分预警等级和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等级。研究显示:2个区域为红色预警区,需控制污染物排放;1个区域为橙色预警区,可少量排放低污染物;6个区域为黄色预警区,需稍加控制污染物排放;8个区域为蓝色预警区,暂不需控制污染物排放;4个区域为绿色预警区,当前不需控制污染物排放。

“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环境规制如何实现经济增效与环境治理共赢备受关注。本文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政策)———2013年开始实施的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环境政策的经济效应,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气十条”政策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该政策效应逐渐减弱,不具备长期性;(2)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年轻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对“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更为敏感;(3)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等路径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拉动作用。本文对于解读中国命令型环境规制实施后的政府行为、企业决策具有参考价值,丰富了该类政策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为进一步推行和优化命令型环境规制、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具有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