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化成英雄形象的塑造及传播——兼论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抗击外侮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民族英雄,在他们当中,陈化成的英雄形象可谓典型。陈化成形象的传播得益于上海、厦门两地的文学书写风潮,这个书写风潮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士人之多、诗文数量之多在近代英雄书写中是非常突出的。陈化成英雄形象的传播还源于民间对他的祭拜和神化,最终他由沙场将领转变为民间神祇。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既具有古代英雄书写的共通性,同时在诗歌内容、诗歌情感及诗歌形式上又独具特质。具有近代特质的英雄书写和绵延千年的古代英雄书写,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英雄赞歌。

清代台湾地区埔里地区的开发——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

位在台湾地区中心地带的埔里,最初仅有埔番与眉番在此居住,清嘉庆年间发生郭百年事件后,为求自保而招平埔族来此同居共垦,却造成自身的衰微。道光年间,地方官员有意经理开发埔里,但被朝廷以治安疑虑而否决,错失最佳的时机。直至光绪年间才开放番地,新设埔里社厅,创建城隍庙,以此象征国家统治力量的进入。由埔里地区开发的历程,不仅呈现生番、熟番、汉人的族群互动与变迁,亦可看见清朝消极的治台政策、中央与地方的隔阂,及城隍庙对于官方与民间的意义。

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

中国志怪小说中反映的城隍信仰起源于远古的土地神崇拜。远在周代,水庸(城隍土地)就已列入岁末蜡祭的大典之中。三国时期,城隍开始向人格神转变,并广泛流行于江南。唐朝时,城隍信仰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宋初,城隍祭祀被正式纳入国家官方祭祀大典。明清时期,城隍信仰更是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而且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的司法神。

明代浙江城隍周新信仰成立考——兼论省城隍神的诞生

杭州城隍又称浙江城隍,其人物原型被指为明初浙江按察使周新。数百年来当地人认为周新是由永乐皇帝敕封成神的。文章通过对明代史料的还原与考证,指出永乐年间周新并没有被敕封成城隍神,在其死后十数年至29年间才被杭州民间拥戴为城隍神并替代了旧神。其背景之一在于,明初制定了禁止城隍塑像的政策,原有城隍神无甚名气,无法突破禁令,而改换成符合儒教价值观的周新后,不但塑像能够成功,也与省城地位匹配。背景之二是,由于明代的高层政区(省)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区域共同体,省级长官主祭治所所在地的坛庙日渐成为习惯,于是出现了省城隍神的思想与实践,而周新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位省城隍神。

共生互荣: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关系研究

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是民俗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问题。通过对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关系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信仰社区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仰对象(庙宇、信仰活动等)的规模;反之,某种信仰的盛行又会带动社区的经济活动,促进社区的经济发展。信仰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联系,呈现为共生互荣的态势。

试论城隍的源流及漳州的城隍信仰

“城隍”作为保护神,起源于城墙与护城濠。从周代开始被作为神灵来祭。以后,城隍作为保一方平安的神灵,被纳入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城隍的实体在各地不一。城隍信仰对各地的风俗民情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寻走于现代的传统:城隍信仰的世俗生活——基于晋中城隍庙的调查

城隍神是中国古老的民间俗神和古代城市的守护神。城隍信仰在中国历史上兴衰演变,一路伴随社会文化变迁轮回更迭。如今,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隍信仰成为了寻走于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不断以一种适应的姿态实现从神圣走向世俗的蜕变。本文以晋中城隍庙的调查为线索,阐释城隍信仰的存在意义,探讨其变迁状况及原因,力图对城隍信仰重构现象进行解读,认为在适当场所和时机对其进行重构是必要的,城隍信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有现实价值。

中渡城隍“巡街”的人群与社会——兼论祭祀圈理论的解释力

祭祀圈理论是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中渡作为西南边陲的小镇,每年城隍巡街吸引了周边民众参与其中。一方面,运用历史资料和传说,以国家与社会为视角,说明帝国为了教化边疆把城隍带入中渡,而中渡由于其移民社会的特质,接纳并广泛祭祀城隍。另一方面,结合民族志,当下中渡民众由于不同的诉求对城隍有不同的理解,在地方社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意义图式。在此基础上,进而说明祭祀圈理论不仅要关注"地"对"人"的影响,也要研究"人"对"地"的作用,才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呼兰小庙群狐黄与土地民间信仰生存状态田野调查

建城已数百年的哈尔滨市呼兰老城,留着广泛的狐黄土地信仰遗存,城郊两处小庙群是这一信仰事象历史演变具体而鲜明特征的体现。附着在狐黄崇拜和土地神崇拜上的信众大都信仰虔诚,但相似的祭祀形式让双方难免在香火和传承上产生较量。狐黄信仰在小庙群祭祀中的比重不敌后来居上的土地神信仰,但狐黄信仰并非小庙独一表现形式和存在空间,无论狐黄信仰还是土地神信仰,虽然均处于没落中,但规模仍蔚为可观。

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分析——以合肥市城隍庙为例

合肥市城隍庙传统商业中心是合肥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城隍庙传统商业区的区位、发展、空间形态、交通组织等层面;阐述了传统商业区的发展现状;同时针对现状,发现问题,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从孤山妈祖信仰看神的再标准化

基于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L.Watson)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妈祖信仰研究,提出的"神的标准化"理论。依据对辽宁省孤山镇的妈祖信仰调查,证实该地区近代史上曾出现过同样的"神的标准化"过程。而在当代,妈祖信仰再度被赋予新的政治意涵,继续"标准化"着当地信仰空间,这种现象可称为"神的再标准化"。

基于“以文化人”理念的工科专业人才艺术修养提升的实践与探索

"以文化人"理念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也是社会进步、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城乡规划专业具有工程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在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提高大学生艺术修养显得尤为重要。以兰州交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开展的兰州市城隍庙建筑文化艺术性调查研究为例,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角度入手,探讨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认知和保护意识,提出提升城乡规划专业人才艺术修养的具体建议。

真信无畏 大敬不黩——林则徐与城隍信仰

林则徐青少年时代,不仅清统治者提倡城隍信仰,且其特定的居住环境、家庭环境都洋溢着浓厚的城隍信仰的氛围。城隍信仰中"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吏治精神,对青少年林则徐起着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在官宦生涯中,林则徐遵守国家礼规,组织、参与了城隍官祭活动。出于"忠君爱民",林则徐最频繁组织、参与的城隍官祭活动是水旱的"祈报祀"。林则徐对城隍信仰的基本态度是"真信无畏、大敬不黩"。

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

明清时期，城隍庙作为一种“国家化”神祗的物化标志，其理想状态是与各级官僚机构相对应。与此并存的是众多作为“异例”的城隍庙。认识此类城隍庙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城隍信仰研究。就明清时期的山东而论，镇城隍庙的出现与商品经济发展无必然联系；城隍庙处于城外与礼制无违；对应于同一官僚机构的数座城隍庙并存的情况是官方极力避免的。

取证·诊断·循证:环境气候作用下青海丹噶尔城隍庙壁画的建筑病理学探索

传统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勘察工程仅采集建筑病害结果,未能针对勘察结果进行有效的建筑病理分析,也未能有效地结合计算机模拟技术进行非调查时段的环境微气候模拟认识。将循证原理结合建筑病理学,提出了基于图像层析法的建筑病害循证诊断新技术,并以丹噶尔城隍庙为例,运用图像层析技术解析建筑病害特征与环境特征,再结合计算机技术模拟不同季节的微气候环境,运用图层叠合技术研判建筑病理学中建筑病害因果构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强风、降雨、降雪冻融、日照温差大是造成东西配殿壁画建筑病害的重要因素。该方法的运用使得建筑病害机理推论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分析结果可提炼成为修缮工程计划制定的重要参考。

庙会:对神的祈祀与乡民的休闲——陕北鱼河堡城隍庙会个案

以对神的崇拜为纽带的庙会不仅是乡民的心理空间更是乡民生活的公共空间。通过参与庙会,乡民将其民间信仰、社会交往、公共生活、休闲娱乐等融为一体,在农忙和闲暇之余充分享受这一独有的休闲生活。陕北鱼河堡城隍庙庙会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舞阳贾湖龟甲与伏羲氏画八卦

河南舞阳贾湖裴里岗文化遗址发现的龟占器具和卦象文字，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有力佐 证，它拉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序幕，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金门城隍信仰风俗活动的心理浅析

科学在进步,知识在创新,宗教信仰能丢不能丢?"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金门城隍来报道!本次研究主要探讨一年一度的金门重大节日,对城隍作为当地的审判官,它的历史、形象及其代表的意义,为部分金门百姓带来何种心理影响进行探讨,也为今后城隍活动的深入打下基础。

从“黄昏”意象看《边城》的悲剧情怀和隐忧意识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心理和小说产生的环境,对其代表作品《边城》中的"黄昏"意象进行解读。文章主要由语词、意象、主题三个层面来展开。通过总结"黄昏"意象出现的次数,在对"黄昏"各个意象进行分析之后,提出《边城》表现了人神(主要指傩神)之间隔阂的悲剧,传达沈从文对本民族(苗族)在汉族文化冲击下可能被湮灭的担忧的同时,还表现出沈从文的现代性反思。

试论永宁城隍原型及其有关问题

清末民初的手抄件《永宁城隍庙》提出,永宁城隍神为宋文天祥,大体可信。理由如下：首先,文天祥是南宋抗元民族英雄,但其为＂忠佑侯＂不是洪武皇帝所＂敕封＂。其次,明弘治年间诏示,于庙中陪祀文天祥者,多为其眷属与抗元英雄。其三,明代,有四位在朝廷为官的晋江人为永宁城隍庙题赠匾额,使其声名远扬,其香火传播到石狮、台湾、安海等地。其四,永宁城隍曾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陷城时与清顺治辛丑（1661年）迁界时两次移驾石狮,分别与永宁民间传说及石狮城隍庙《庙记》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