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街道)社工站发展困境与对策的个案研究--以广东“双百工程”J市L街道社工站为例

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建设进程中面临着行政色彩重、督导人才不足和制度未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对广东J市L街道社工站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分析L街道社工站主要存在行政事务繁重、专业服务空间缩减、“零基础”社工较多、欠缺专业服务能力、专业培训数量多但实效性不足、督导人才紧缺、专业支持难以保证、薪酬待遇有限、社工职业认同感低的发展困境,并提出强化社工站监管机制、提升职业准入门槛和健全社工服务评价体系、改善社工培训机制、健全社工督导薪酬体系和增强督导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社工薪酬晋升政策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全国乡镇(街道)社工站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合作生产: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运行机理与实现机制研究——以D街道社工站试点建设为例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载体,也是提高基层社区民政服务水平、打通供给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综合平台。在公共服务供给场域,合作生产因其“一核多元”和“融合共治”的现代化治理理念成为乡镇(街道)社工站高质量建设的基本面向,能够有效破解乡镇(街道)社工站“被行政化”、资源碎片化以及主体“协同惰性”等问题。为此,将合作生产嵌入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并以D街道社工站试点建设为例,通过合作生产框架分析多元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和协同行为,系统阐释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的运行机理和实现机制。在既有的政策话语和制度架构中,D街道社工站通过主体共建、协商共治和成果共享的方式,实现资源、人力以及信息等要素的整合联动,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研究表明:多元主体、资源整合、目标共识、利益赋予、公众充权等方面的协同,促进合作生产的有效运行。基于此,以价值共创为逻辑主线,从多元参与、精准对接、价值聚合、利益共享以及主体培育等方面提出推进合作生产的实现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

社工站建设本是基层现代化治理进程中的重要产物,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长期对众多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实地调研和对站内社工的访谈,可以看出,当前社工站建设呈现出“急需求、重建设、弱发展”的基本处境。其中,人才管理和服务机制不完善是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的重要困境,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站点建设中的发展性需求。而在本土语境下,为了更好地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保障公共财政制度的经费、通过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站点的专业化和独立自主性、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跨时空发展是未来可行的重要实践面向。同时,从顶层设计、主体定位、内生动力、培养机制等方面展开路径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工站建设的现代化转型,达到提质增能的效果。

基于山西省X县政府购买服务的案例的乡镇社工站运作机制的系统分析

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程。社工站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不仅扮演着连接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角色,更是人民群众直观感受公共服务温度的“神经末梢”。研究基于山西省X县政府购买服务的典型案例,通过文献研究法、深度观察法以及半结构式访谈法,在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对乡镇社工站的运作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将基层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督导、乡镇社工站、社工中心、民政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社会政策以及社会认同等要素纳入分析范畴,分别置于互动系统、组织系统以及社会整体系统的层面进行考察。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细致分析,系统揭示了乡镇社工站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推动乡镇社工站的健康、高效发展奠定基础意义。

乡镇社工站督导的角色实践

自全国各省乡镇社工站建设以来,督导成为推动乡镇社工服务发展的重要主体和其中的一个环节。以H市督导实践为例,基于角色分析视角,认为乡镇社工站督导面对不同主体产生角色期待差异,在实践过程中扮演着行业专家、评估考核“第三方”以及合作伙伴等角色,促使乡镇社工站督导存在与专业社工机构督导不同的行动与选择,具体体现在资源政策、机构管理和专业技能等层次。总结发现,由于多元主体介入、任务情境变化以及角色身份转换的影响,造成乡镇社工站督导面临一些困境。在此基础上,为利用督导身份和环节,建议从强化督导认识、丰富督导来源、完善督导内容以及评价监督机制等层次实现角色赋能,促进乡镇社工站建设。

社工站在地化实践的“一社一特”服务模式述评

目前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如何结合地方特点,提供专业化、可持续的高质量服务成为当前街道社工站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道社工站构建的“一社一特”服务模式,通过策划多样化与可持续的特色项目、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运行机制以及“一定规则、二建平台、三成模式”的推广策略,成为社工站实现“落地生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的行政转型——以南京江宁区社工站承接组织为例

社工站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民政服务综合平台,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南京江宁区乡镇(街道)社工站调研,发现江宁区社工站大多由政府购买方式交给社会组织运营,服务型社会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出现角色迷茫、日常服务超负荷、人力和资源失调、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调整定位,从服务下放、资源统筹、人才和组织培育、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完成行政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参与式增能”:乡镇社会工作站功能与实践路径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断裂”制约着社会工作站的可持续发展,合理的功能与定位有助于实现社会工作站实践效能最大化。F镇社会工作站的实践表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核心功能目标应为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参与型治理格局;核心行动策略为“参与式增能”,将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拓展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间的多重关系;实践架构为通过个体、人际、组织和社区参与四个维度实现参与式增能的总量递增,以达致服务与治理的双向融合。“参与式增能”为当前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行动策略,增能的实现程度还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多主体合力助推。

服务型治理: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实践逻辑与路径建构

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作为民政服务和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新时期如何有效拓展服务实践的深度成为站点持续发力和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基于对福建省三个市的基层社会工作站的调研,发现乡镇社会工作站通过前移公共服务平台,兼顾个别对象和集体对象,以群体福祉和社区发展建设为介入焦点和最终旨归,开展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但服务过程还存在目标整合错位、服务能力受限以及服务持续困难等内在张力。服务型治理寓治理于服务,强调以动态、整体的视角,用专业服务解决源头问题的同时激活村庄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未来乡镇社会工作站服务路径的建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平等互动参与,以能力建设为服务导向,以内生驱动为发展选择。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镇社工站的“悬浮”困境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减轻基层政府治理负担,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购买社会服务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当下基层乡村治理新方式。基于M市6个乡镇社工站的调研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任务与行政负担并存,乡镇将一部分繁重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乡镇社工站身上,任务转移并未实现权力下放,基层政权仍“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服务也“悬浮”于村民之上。由于乡镇社工站缺乏治理自主权,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较依赖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呈现出“脱嵌”的乡村治理形态。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赋能乡镇社工站,以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破解当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资源悬浮与服务悬浮困境。

衡水市乡镇社工站建设初期的困境与建议

乡镇社工站建设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提高基层民政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衡水市在推动乡镇社工站和社会工作机构孵化基地培育方面面临人才总量不足、资金投入较少、专业服务能力偏弱等困境。提高衡水市乡镇社工站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有:推进专业人才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动专业机构培育;明确各方职责,重视合力作用等。

服务与治理:乡镇社会工作站督导逻辑设计与实践框架

乡镇社会工作站(简称“社工站”)的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机遇,如何保障社工站高质量、专业化发展成为站点建设的核心议题。因此,建设一个良性的社工站督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立足乡镇社工站状况,探索服务与治理并重的督导研究框架,从站点现实运作出发,围绕督导推进逻辑和督导流程来构建符合社工站发展现状的督导机制。这样的督导逻辑与框架设计深切关注服务场景中的人,从服务场景出发,围绕基础知识、服务关系、需要评估、专业支持、治理机制等逐步引导社会工作者成长,提升乡镇社工站督导效能。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基于ATLAS.ti 9软件对23个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

民政部提出“通过建立乡镇(街道)社工站,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探索解决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可行路径”,这是我国促进基层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积极响应民政部的号召,根据各地现实情况制定社工站建设标准。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文件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借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视角和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采用ATLAS.ti 9软件对各地已正式出台的最新社工站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工站建设的内在动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驱动,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下的倒逼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民众需求升级的引导机制,以及条块政府下“结对竞赛”的驱动机制;同时,社工站政策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适应和调整,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机制、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社会化机制及托底机制予以扩散。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既是国家强制制度变迁推动下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在应对基层社会治理议题时的重要创新机制。

项目嵌入视角下乡镇社工站的建设模式和发展路径实务研究——以贵州省M社工站为例

本文从嵌入视角出发,描述M社工站入驻社区以后开展的一系列服务过程。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背景下,社工站社工进入社区与各方建立关系,并对社区居民的需求和问题进行深入评估,在此基础上社工站设计服务计划开始介入。首先从较为容易入手的儿童群体开展常规服务,搭建社区社会支持网络。儿童服务取得一定成效后,社工站逐渐扩宽服务领域,由儿童群体扩展到其家长,如妇女和老人群体,打造熟人社区。在此过程中,社工站逐渐扎根社区,并与社区居民以及各部门成功建立信任关系,之后便开始着手引导社区居民培养志愿服务意识,参与社区基层治理。最后对社工站之后的发展路径进行规划和探讨。研究聚焦于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面对不同情况的种种选择、解决方式以及对工作过程的思考。从项目嵌入的角度分析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反思,并对社工站建设的模式进行总结,探索本土化社工站的发展路径。

“在地化”供给:乡镇社工站基层民政服务的实践解析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镇社工站成为创新基层治理体制与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托。文章基于浙江省东部X镇社工站的个案考察,采用实地研究方法收集资料,探讨乡镇社工站基层民政服务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人才培育的本土化、政策传递的精准化、服务供给的精细化和基层主体的组织化等机制,形塑了乡镇社工站“在地化”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在地化”服务供给模式有效化解了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不足、政策资源传递迟滞、过于依赖行政体系以及服务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但依然要避免量化考核、服务留痕带来的形式主义问题。因此,应改革服务效果评估体系,遵循服务开展的底层逻辑与社会逻辑,强化乡镇社工站的社会性与群众性,破解基层民政服务“最后一公里”困境。

乡村振兴下乡镇社工站“三位一体”路径的探究——以广西X自治县社工站为例

乡镇社工站本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下的产物,用于解决社会治理和服务下沉到基层的问题,但在其推进的过程中,乡镇社工站的运行出现结构性、社会性困境,致使乡镇社工站涉及的三大主体(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未能形成闭环,进而导致乡镇社工站建设走向“内卷化”。因此,文章尝试对三大主体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在引入村委会、本土人士、新乡贤等新力量的作用下,探究建立“三位一体”的结构与路径,解开乡镇社工站人才队伍建设出现的内部矛盾,推进乡镇社工站进一步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