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视角的RCEP贸易损益模拟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印度是否永久性退出RCEP尚不可知,若在RCEP效果凸显后再度重返,则其国内贸易损益计算依据以及将对成员带来何种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无疑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GTAP模型对印度是否加入RCEP不同情形之贸易损益进行了模拟验证,结果表明,RCEP生效后各成员的国家总福利水平及总产出水平都将高于生效前,与印度的成员身份并无必然关联,但印度的RCEP局外人身份将对其进出口总额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若印度重返RCEP则不仅对本国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发挥正向拉动作用,还会为其他成员带来更大的贸易增长效应;印度加入RCEP也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外贸易逆差增大风险。为此,展望印度加入RCEP的前景,可以做出以下预判和启示:印度可能适时选择重新加入RCEP而非永久退出;印度重返RCEP可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中国应积极运用外交和经济渠道促使印度尽早重返RCEP,为中印双方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条件。

碳交易政策、企业盈利波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碳交易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然后考虑企业内部因素——企业盈利波动性,采用总资产回报率的波动性作为衡量指标,分析企业盈利波动会对碳交易政策的正向激励发生削弱还是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盈利波动程度越大,碳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就越弱,即会削弱政策的刺激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在大规模企业和高成长力企业中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碳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对碳交易政策的完善与优化具有参考意义。

考虑绿证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电力市场协同减碳效应与仿真

为解决电力行业降碳问题,同时考虑绿证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两种交易机制的协同降碳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以各厂商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双层博弈模型,分析可再生能源配额比例和碳减排率对厂商决策行为的影响。针对免费碳配额的分配提出一种新的碳配额核定策略,并利用Karush-Kuhn-Tucker(KKT)条件将双层模型转化为单层模型进行求解。研究结果表明:新的碳配额核定策略既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抑制煤电增长,又可以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该研究为各厂商联动及通过优化配置资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提供了参考。

中美贸易不平等程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三大部类和一般利润率视角

本文在三大部类和一般利润率视角下,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估算世界30个国家三大部类的价值构成与利润率,推算中美两国和世界的一般利润率,按照四位数产品编码将2000—2021年中国对美进出口的分类贸易商品划分到三大部类中,基于马克思–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思想,从国别与部类层面测度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等程度。研究表明,2000—2021年,中国的一般利润率低于美国,呈现比美国一般利润率下降更快的态势,在世界利润分配格局中,低于国际市场上一般利润率所规定的平均水平。无论是在中美两国整体层面还是三大部类层面,中国不仅没能在中美贸易中获得世界一般利润率所要求的平均利润水平,还为美国转移了巨额超额利润。中美贸易是一个美国获利大于中国的不平等贸易过程。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

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构建了一个反映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轻(重)污染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理论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引导企业研发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最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主要提高轻污染、非国有和东部地区等样本组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轻污染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促进作用大于重污染企业。因此,面对环境治理压力,企业应当主动承担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通过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

考虑“以旧换新+延保服务”收益共享的产品服务供应链协调策略

制造商、零售商通过供应链合作提供以旧换新、延保服务等产品服务,可为企业带来收益增长,但如何在竞争市场中激励供应链成员互相合作是一个难题。为此,考虑当前部分企业开展“以旧换新+延保服务”业务的背景下,引入收益共享契约,通过构建基于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Stackelberg博弈的线上线下双渠道供应链决策模型,对产品服务供应链协调策略展开研究,仿真分析表明:(1)收益共享比例与产品批发价、产品线上零售价呈反向变化关系,与延保服务价格和以旧换新差价呈正向变化关系;(2)收益共享比例与产品线下需求呈反向变化关系,与产品线上需求、延保服务及以旧换新需求呈正向变化关系;(3)收益共享比例与制造商与供应链利润呈正向变化关系,与线上零售商利润先呈正向变化关系,后呈负向变化关系;(4)在确定收益共享比例时需在一个合理的取值范围内才能让线上零售商愿意参与供应链协调,而双方参与供应链协调可以提高各自利润及供应链利润。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以旧换新、延保服务等产品服务策略及供应链决策提供参考。

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牟利维权“监管破困”策略演化博弈研究

“非法牟利维权”问题严重制约了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的有序经营与良性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智能监管技术为平台提供了有力武器,但智能化监管技术门槛高、转型难度大,如何通过政府规制与引导促进我国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履行监管义务并提升监管水平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构建以有限理性“投资型用户-平台”为博弈主体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最后采用多主体仿真实验动态刻画博弈系统演化过程,揭示了投资型用户的有限理性对平台治理策略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智能监管水平的提升对维持市场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当市场投资者牟利维权高发、交易环境较为恶劣时,单纯依靠平台自身提升智能监管技术,无法使市场的经营状态向好发展。此时,政府扶持力度对于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的监管智能化转型尤为重要。最后,本文为破解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牟利维权”困境提供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考虑激励机制和多主体收益的分布式电源优化配置

针对环境压力以及分布式电源传统规划中考虑主体单一的问题,提出一种综合考虑分布式电源运营商、配电公司和电力用户三者利益,包含风、光、燃的分布式电源优化配置模型。引入碳交易机制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计及发电及电能传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建立考虑碳排放环境成本和需求响应的多主体配置模型;利用TOPSIS综合评价思想使各主体收益接近最大化,并采用二阶锥松弛技术进行规划求解。算例分析结果表明,所提出的优化配置模型可有效均衡提升各主体收益以及整体收益,提升分布式电源的消纳能力,有助于促进碳减排和新能源电力发展,验证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加工贸易转移如何影响承接地区企业利润率——基于时期差异视角

本文研究加工贸易转移政策(PTTP)如何影响承接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研究发现,PTTP显著提高了承接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银行贷款支持和完善基础设施等优惠措施是PTTP在平均效应上提升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机制。长期来看,PTTP对承接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的提升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形特征,因为PTTP增强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市场进入,同时带来了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集聚效应是导致“∩”形特征前半段的主要原因,但是该效应持续时间短暂。竞争效应是导致“∩”形特征后半段的主要原因,且影响效应持续时间较长。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必然趋势,能够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两者的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商业信用,进而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参考。

一种基于双层纳什博弈的微电网双层电能交易策略

随着微电网大规模接入配电网,“一配网多微电网互联”的树形结构给微电网之间的电能交易带来诸多挑战。考虑到微电网之间和微电网群之间都可建立电能交易关系,基于双层纳什博弈建立微电网双层电能交易;其次,考虑微电网对电能交易的贡献不同,基于电能共享贡献指数构建不对称利润分配模型;最后,在多种情景下进行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所提策略实现了运营成本最小化。通过纳什议价实现微电网群交互成本最小化,所提利润分配模型相较于对等利润分配更加公平。

随机需求下供应链商业信用契约协调

研究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面对随机需求时的商业信用契约协调问题。通过分析商业信用对供应商与零售商各自目标利润及供应链的总利润的影响,建立了商业信用契约协调模型,推导了最优信用期和最优订货量,指出通过信用策略可以使双方实现对利润的合理分配与协调。最后通过数值算例说明了所得结论。

调峰市场效用分析与低谷调峰市场设计

分析了调峰市场销售方的调峰成本和购买方的购买效用,建立了调峰效用与发电成本、标杆电价之间的关系。基于调峰市场的效用分析,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交易原则出发,推导出了一种新的调峰交易数学模型。该模型证明了可以基于市场成员的边际发电成本获得有效的调峰交易计划,而且还揭示了该调峰交易计划兼具降低全网发电成本、减少排放的功能。针对实际机组的计算,说明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碳排放权交易、损益偏离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其对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影响依然有待检验。结合1997—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试点政策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损益偏离视角展开机制检验。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经济效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可靠。缓解"收益在外,污染在内"的损益偏离现象,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随后提出通过进一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基于商业信用的收入共享契约与供应链协调

在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中,由于供应商向零售商提供商业信用,订货量和资金占用的变化会影响供应商与零售商各自的利润。为了确定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建立了随机需求下基于商业信用的收入共享契约协调模型,分析了商业信用条件下收入共享机制在实现收益的合理分配与改进供应链整体运作绩效方面的作用,推导出实现分散供应链协调的最优契约参数。最后通过数值算例说明了所得结论。

信息披露与内部人股票交易获利策略——以六起内部人股票交易为基础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近期A股市场内部人股票交易活跃的六家公司为例,通过考查信息披露与内部人股票交易间的关系,解释内部人股票交易的获利策略。研究发现,在允许内部人交易本公司股票的情况下,信息披露与内部人股票交易关系密切,内部人存在利用私有信息和策略性信息披露两类获利策略。信息权力是内部人股票交易的获利基础,公司业绩是影响内部人股票交易获利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而法律诉讼风险并没有对我国内部人股票交易和信息披露产生明显约束作用。这些发现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内部人股票交易行为规范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美机电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及利益分配实证分析——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视角

伴随着产品内贸易的出现,国际贸易及其利益分配变得更加复杂。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中美机电制造业的产品内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美两国现有的要素禀赋差异则是推动双边产品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中美机电产品内分工强度的深化与我国科研投入比率的增加,能促进我国机电行业利润率的提高,但中美之间的产品内贸易顺差并未给我国机电行业带来更多的贸易利益。因此,我国应从创新利用外资形式和重构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等方面入手,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中、外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特征分析与预测模型构建——基于PLS回归和OPLS-DA方法的分析

盈利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衡量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通过搜集和整理16家中、外体育用品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中公布的财务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回归)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方法,采用SIMCA-P+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16家中、外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特征,并构建预测模型。研究表明,中、外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可归结为3种模式,即积极利用财务杠杆多品牌运营的盈利能力模式、财务保守型的盈利能力模式和小规模成长型的盈利能力模式;构建的中、外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预测模型拟合效果稳健性好,RdX(cum)、RdY(cum)和Q2(cum)值分别为0.793、0.911和0.840;影响中、外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依次为长期负债资产比率、分销及行政费用率、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比率以及固定资产周转率等。

俄罗斯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倾向——以汽车工业保护为例

俄罗斯在汽车工业领域采取了长期和短期政策相结合的支持政策,其中带有显著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倾向。作为一种鼓励创新的贸易政策,却在一个相对传统的行业中发挥作用,这是俄罗斯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政府偏好相互作用的结果。正确理解政策发挥作用的充要条件,正确认识保护和竞争的关系,才能够正确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俄罗斯的政策实践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贸易崩溃、出口多样化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一个多产品多市场的理论模型,本文重点研究出口多样化对企业盈利和生产率的影响,并借助2009年全球贸易崩溃这一自然实验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贸易崩溃期间,进口国需求萎缩会降低中国上市出口公司的盈利和生产率,而出口目的国和出口产品种类较多的企业的盈利和生产率降幅较小。这意味着,提升企业的出口多样化水平,有利于降低负向需求冲击对出口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