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晚清涉外商事纠纷与近代中国法观念嬗替

近代中国的涉外商事纠纷,作为一种法律范畴内的社会关系,对转型期中国的法律变迁,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从观念层面来看,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民商立法观念的萌动,促进了中国民间私法观念的培塑和诉讼观念的激扬。总之, 它潜移默化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法观念的更新,并为中国的法制近代化提供了另类形式的思想源。

晚清涉外货款纠纷中华商对洋商的联合斗争

晚清时期,为解决洋商拖欠货款问题,华商及其商业组织曾实行对洋商的联合斗争。这是华商在强权欺压下作出的无奈选择,也是中国固有商事习惯在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此类斗争自19世纪70年代后时有出现,地点多集中于口岸地区,尤以茶叶、生丝贸易集散地——上海和汉口最为激烈、典型。斗争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共同议定新的贸易章程,预防和惩治洋商拖欠货款的行为;二是集体控诉洋商的失信和欺压,联合抵制同洋商的贸易。这些联合斗争大多通过同业行会或地域性商帮组织与实施,体现了中国传统商业组织的近代化转型,在晚清中国国力衰弱的情况下,对减少外国势力的侵略和欺压、建立中外之间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其组织形式的局限,以及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未能造成广泛的声势和影响。

通商口岸、新式商人与近代企业制度变迁探论

通商口岸的新式买办商人最先接触到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他们附股投资洋商企业,亲自感受到了这种企业制度模式的优势,进而模仿借鉴洋行企业的组织方式,自行创办新式企业,仿效西方资本家的经营方式,建立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近代新式企业。西方新式企业制度得以移植中国,买办商人在近代企业制度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华商与洋商关系之辨析

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华商与洋商的关系在不同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科技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华、洋商人各具优势,对外贸易需合作完成,双方由相互"依附"而达成"共生关系";六、七十年代,条约体制确立,贸易范围扩大,华商参股洋商企业,洋商更注意对中国国内贸易施加影响,双方在"合作"中有竞争;八、九十年代,"商战"观念的传播及贸易方式的变革,推动华、洋商之间关系向"市场竞争关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