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的路径优化研究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视角

基于补偿视角建立的生态转移支付是绿色发展背景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纵向政府间财政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我国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2008年试点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作为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生态转移支付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改善生态环境是生态转移支付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机制,这一促进作用从东部地区往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减弱,且存在对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地区促进作用较强的“马太效应”。因此,国家应采取措施优化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目标,针对不同共同富裕水平地区制定差异化转移支付政策,精准识别和量化“共同富裕”指标等,从而有效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效应,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效果分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关系我国宏观区域和微观区域的生态安全。国家对这类区域的开发和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禁限政策,同时对这类区域因开发和建设受限而制定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通过对政府规制下和基于最小安全标准约束下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益本分析,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理论标准。运用这一理论标准考察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分配依据、计算公式、资金使用、考核与激励约束的规定,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效果不显著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密切相关。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评价

提高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引导当地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双重目标。但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中普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挤出效应。通过分析中央和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发现都存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民生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匹配的问题,认为这也是造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保护生态环境目标不能充分实现的重要原因。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以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目前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合理的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法可以为生态补偿优先地区的选择提供较为可靠的定量化依据。综合考虑青海省各市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使用Arc GIS工具的基础上,运用"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o-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方法,分别对青海省各市县生态补偿优先等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适用于森林、草原等基于要素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空间选择,而"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更适合区域性的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根据"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可以得出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优先补偿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南部,次级补偿区主要位于青海省中部,潜在补偿区主要在青海省东北部。与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比较,海西州内的很多市县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原有的资金分配方式更多的考虑民生因素而忽略了环境因素。在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中,要结合生态综合补偿,提出合理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改善民生。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基于陕西省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政策目标是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以陕西省享受该项转移支付的37个县2009-2011年的样本数据为例,对中国县域生态环境质量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增加转移支付能够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但是这种影响较为微弱。后期还需要通过调整办法、改变理念等举措来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率。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基于陕西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导,空间上划分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范围并对其进行旨在生态补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对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该制度2009年实施以来已有七八年时间,具备了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文章以陕西省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样本,在按各县级政府财政收入高低进行分组之后,实证分析了整体样本、高财政收入样本和低财政收入样本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促进效应。整体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自2009年以来,呈现"基本稳定,逐渐好转"的趋势,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同时,财政收入水平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转移支付对生态效益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影响系数要大于低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这表明将转移支付拨付给高财政收入组更有效率。因此从效率角度看,现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标准即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符合公平原则,但相对缺乏效率,以财政收支缺口为补偿标准的方式不利于转移支付效率提升,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最后文章基于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生态保护激励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具有实施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政策目标。由于财力较弱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既缺乏改善民生的资金,又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成本较大需要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须通过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以提高所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民生水平。为了验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是否具有向财力较弱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地区倾斜的特性,本文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公式进行了推导,并以陕西省为例对资金的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公式中的"标准财政收支缺口"项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属性,剩余各项含有生态环境保护属性,公式包含向财力较弱和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地区倾斜的政策目标;②与其政策目标相违背,实践中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并没有向财力较弱和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倾斜,反而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力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呈正相关。究其原因,以"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为核心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公式是导致违背"两个倾斜"的症结所在。要扭转实际分配中的"两个倾斜"偏差,促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改变公式计算要件"标准财政收支缺口",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民生。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标准、支付额度与调整目标

中国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近十年。通过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成本与效益的定量分析,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考察,以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分析为基础,揭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区间,并提出其选择依据,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和完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动态激励效应分析

中央政府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提供转移支付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区域错配问题的重要措施。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实质上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和作为代理人的县级政府签订一个长期的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契约。中央政府可以依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努力程度和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对县级政府进行考核和奖罚,以激励县级政府对生态保护投入更多的努力。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为例,通过引入上一期的生态效益产出,构建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动态委托代理模型,对生态保护中的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行为选择进行理论分析,求出县级政府的最优努力程度、中央政府的最优激励支付比率和相应的生态效益产出水平。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一是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激励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努力,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二是县级政府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投入,同样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三是中央政府应重视对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激励,制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和激励水平,将生态效益产出和生态环境质量统一纳入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政绩考核体系中。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了三个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激励考核与监督机制;二是增强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县级政府财政收入;三是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明确县级政府社会福利包含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两部分,并逐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比重。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成果的巩固及持续推进,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相关问题研究——以甘肃五县、内蒙二县为例

2008年,中央财政启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文章回顾了此项转移支付政策的演化过程。为评估相关政策成效,我们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的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和2个省级生态功能区开展调研,了解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使用与监管等情况。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资金测算分配不合理、生态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资金分配不科学、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监测效果与考评错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和发展转型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构建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本文在明确界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及其分类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建立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然后深刻剖析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满足主体功能区上的缺陷与不足,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演进、激励约束与效果分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政府生态补偿项目。本文系统梳理了其形成过程、体制安排以及历年的政策变化,对政策演进、政策力度、激励约束与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历次的政策调整从政策目标上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导向,丰富了监测与考核的指标体系,并引入资金使用的绩效考核,有利于加强对资金用途和使用效率的监督和引导。但作为均衡性转移支付,该项资金的分配方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联性较弱,资金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的效果有赖于更强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议加大激励资金数量和考核制度的作用,动态完善监测和考核指标体系,并对政策效果开展全面和严谨的评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改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效应评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政府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其资金使用对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尤为值得关注。为解决既有研究在研究对象和数据采用上的不足,基于包含全国区县、省级和陕西县域等多尺度数据,采用分组平均值及其变化率、统计相关性检验等评估方法,通过不同批次享受政策的县域及不同生态功能区类型县域的对比,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在自然生态、大气、水环境3个方面的生态环境效益进行了多维度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7年,转移支付县域在生态质量上趋于稳定,部分生态类型特征的指标有向好趋势,案例和省级分析表明,转移支付与湿地覆盖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该政策对县域生态质量的稳定和提升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2)2015-2018年,转移支付政策县域PM_(2.5)、SO_(2)、NO_(2)平均浓度均呈下降趋势,大气环境改善较为显著,其中PM_(2.5)浓度下降尤为明显且在防风固沙型生态功能区县域降幅最大。NO_(2)浓度的下降幅度较小。(3)转移支付县域的水环境各项指标在2012-2018年波动较大,总体看水环境质量有轻微改善,不同时间享受政策县域的改善效果有所差异,2016年新增的政策县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更为显著。评估结论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其中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最为明显,对生态和水质的改善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的生态补偿问题探究

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建立是目前生态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更为重要。本文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为例,探讨了跨流域调水所涉及的生态补偿问题,并根据多种计算方法的加和,提出了建立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生态补偿有助于脱贫攻坚吗?——基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构建生态补偿的减贫框架,借助政府“依申请公开”平台手工整理了2002—2016年间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生态补偿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能显著改善贫困,其减贫的主要机制是改善区域环境和促进劳动力就业。当前生态补偿政策存在减贫效应不够精准、补助规模较小等缺陷,应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贫困识别机制,提高补助规模并丰富补助形式等。

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问题与对策

财政转移支付是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手段,中央及各民族地区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策略包括三方面:一是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中引进相容的激励机制;二是增强民族地区纵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的力度;三是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重点生态功能区关乎地区乃至国家的生态安全,属于限制开发区。该类功能区为提供生态产品投入大量的环境建设成本,又因限制开发导致发展权受限,需要对其进行生态补偿。作为当前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在资金分配、资金使用、监督考核和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提出确定生态环境保护为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健全资金用途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补充适用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等措施予以完善。

生态功能区域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厘清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推进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匹配,对于生态功能区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生态用地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河北省农户调研数据,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ROC曲线相结合,深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ROC曲线检验模型效果和界定最佳预测阈值。模型结果显示ROC曲线的Youden指数为32.7%,对应的预测阈值为0.41,模型效果较为良好,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规模、承包土地规模、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归属认知、村庄地形、村庄类别、租金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不限于经济因素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