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灵的基因组”?——论鲍尔斯《快乐基因》中的超人类主体

理查德·鲍尔斯小说《快乐基因》以21世纪基因组学的发展为背景,呈现了具体的基因科技研究由实验室走向现实世界医学实践的过程。借助近些年学界有关超人类话语与主体性的讨论,本文考察鲍尔斯对超人类愿景在面临资本和市场时遭遇困境的演绎,认为作者通过揭示超人类主义“人类增强”主体观思想的内在局限性,展望了一种人类与科技共生的关系性主体建构可能,并以此探索和回应了社会发展中有关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

后人类语境中的人机关系——以《爱、死亡与机器人》为例

目前对于人机关系的讨论多聚焦于人与机器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即人机的对抗、渗透与融合。但二元对立并非解读人机关系的唯一可能方式,后人类语境赋予我们超越二元对立模式来谈论人机关系的可能性。文章分析了网飞(NetFlix)在2019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短片合集《爱、死亡与机器人》,考察了这部剧集对多种形态的机器人、赛博、怪物等非人经验的书写,以及与人机关系密切相关的超人类与后人类等议题。认为将人机关系放置在更加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有助于摆脱二元对立的人机关系的成见,建立在生成的一元论基础之上的后人类游牧主体。

“大脑中的幽灵生命”—论《K氏零度》的超人类主体及其限度

唐·德里罗的《K氏零度》将超人类的永生幻想和鲜活的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而其中的纽结则是后人类状况下人的主体性问题。人体冷冻技术不仅证实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而且实现了意识与身体的分离,制造出一个永恒的纯粹意识主体。主人公试图通过坚定的内在持守摆脱这一不死性的诱惑,却在同样"离身"的境遇里愈加孤独。母亲的亡灵催促着他置身于生活世界,在充满哀伤和欢欣的情感和记忆中寻回自我。这是一个既维护自主性同时又自我削弱的主体,德里罗在此表达了自己不同于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