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论和应用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新一轮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空间溢出的视角,建立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19年间人工智能发展对我国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和人工智能发展具有空间自相关的特征;人工智能发展对我国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的促进效应和向“两极化”方向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借助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显著扩大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同时也促进就业结构升级;政策实施通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人力资本供给作用于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要素密集度、出口行为、所有制性质、产业技术特征和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都将带来差异化影响;数字贸易进一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研究结论从数字贸易视角丰富了对劳动者收益变动的思考,为以稳就业夯实民生工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且经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的估计结果仍是稳健可靠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就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更大。基于调节效应分析,制度环境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注重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强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顶层制度建设等政策建议,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及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越发关注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运用2011—2019年上市公司的企业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其次,数字化对岗位结构的影响带有强烈的“知识偏向”,对掌握前沿产业相关知识的人才需求增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市场规模效应与产品创新间接扩大企业就业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环境数字化程度高以及非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程度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更加显著。

企业金融化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问题突出。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金融资产渠道、金融负债渠道、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和金融投资收益渠道四个维度分别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发现不同维度的金融化会对就业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因此,企业在金融化过程中可以选择有利于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金融化渠道,助力于高质量就业发展。

中国政府公务人员规模和结构的实证分析

中国现有政府公务人员规模总量较大,能够适应政府履职的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膨胀压力巨大、分布结构不尽合理。调整的思路是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加大分布结构调整的力度,提高人员使用效率。

中国未来就业规模与结构预测：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当前中国呈现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非常相似的就业特征。面对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以及国外需求冲击和新技术革命影响杂糅的局面,中国就业形势显得扑朔迷离。通过全面系统回顾发达国家长期就业增长和结构演变趋势,发现不仅在就业总量绝对值的趋势上,甚至在就业比例相对值上,各国都呈现出非常相似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经验规律为预测中国就业总量和结构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参照:未来新增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增加比就业岗位的增加略低,中国劳动力供给依然比较充足。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将维持稳定,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农业就业减少主要被服务业的增加所替代;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就业比例会持续增加,制造业比例维持稳定,采掘业将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中,生产服务业比例会提升,生活性服务业比例会下降。

区位导向性政策与高质量就业--基于中国开发区设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中国最典型的区位导向政策——开发区政策对本地区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效果、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开发区设立带来的就业冲击能够显著降低本地区的就业不匹配程度;以教育年限计算,设立开发区能够使本区县的就业匹配程度显著提高19%。第二,开发区设立对于女性就业者、年轻职工和高学历劳动力就业匹配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第三,开发区政策能够通过扩大就业市场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专业技能需求以及增加职位晋升机会等途径提高本地区的就业匹配度,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结合上述研究发现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就业现状,建议相关部门通过加大扶持政策鼓励自主创业,积极推动以“数字经济+新基建”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强化产学研合作、加速高校人才培养改革等方式来提高就业质量。

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视角

利用中国1983—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计量实证模型,采用较为前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深入研究环境污染水平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有：第一,环境污染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整体上呈倒＂U＂型,即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就业规模先下降后上升,但环境污染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就业人数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第二,环境污染水平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合理的,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减少,就业结构向第二产业集中,导致就业结构的转变不合理;第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业规模会逐渐提高,其中,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提高幅度最大,促使就业结构逐渐向第三产业转变,使得就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实证研究

高质量就业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其蕴含的扩就业总量、提就业质量的巨大潜力愈发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中国2001—2020年面板数据,基于就业规模与就业质量的双重视角,构建时间序列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的关系机制等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一是长期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规模、就业质量有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规模有负向作用、对就业质量有正向作用。二是短期而言,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规模具有负向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三是在作用机制方面,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就业质量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同向同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传递。研究结论为今后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就业结构调整对水库移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为例

[目的]为促进水库移民的生计恢复及转型,探寻就业结构和土地流转间的交互机制,分析两者间耦合作用对当前移民安置模式及政策的影响。[方法]文章从移民就业结构变迁出发,通过超边际理论构建了安置区移民土地的流转机制模型,推演了从业决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路径,并运用南水北调农业安置移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大面积转出土地是移民搬迁后土地处置的主要行为,移民中土地转入户有所增加,但土地集中度却有所减少。移民非农就业较搬迁前有明显上升,并有向当地兼业转移的趋势,但与土地流转间并不互为因果,农村社保还难以弱化其对土地养老的依赖。劳动力数量、非农就业时间、非农收入占比、土地政策等对移民土地流转行为和规模均有显著影响,而外出就业前景和地租水平在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同时,却不一定能增加土地流转面积。[结论]移民外迁中可以采用无土安置代替农业安置,推动移民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技能培训、政策保障和地租补贴,简单的就业推荐和土地权属划分的作用有限。而对于移民中的农业大户,则需在满足土地转入面积的基础上,保障其在安置区的各项土地权益。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就业——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现实验证

对就业规模及结构在环境规制及其立法、实施、监督等不同层面下的具体变动展开实证性探究,结果表明:(1)就业规模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呈U型变动,且立法、实施和监督等不同层面的影响不尽一致。(2)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量对环境规制的灵敏度更高,就业结构发生改变。(3)教育水平越高,同等规制强度下的就业规模越小。(4)低技能劳动力对教育水平的变动更为敏感,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就业结构的优化。

金融发展对产业就业结构差异性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我国2000-2014年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方法,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三大产业就业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从全国来看,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深化程度均对第三产业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第一、二产业就业却产生了抑制作用。进一步从地区层面来看,沿海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深化程度均对第二、三产业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第一产业就业却产生了抑制作用;内陆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深化程度均对第三产业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第一、二产业就业却产生了抑制作用。由此可见,金融发展对产业就业影响却因地区的发达程度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6个地级市就业弹性的分析

采用弧弹性方法测算我国286个地级市的就业弹性,从城市规模和所处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高就业弹性是否以牺牲城市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以及不同规模城市就业弹性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失衡问题较为突出,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总体上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各类城市的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普遍较高;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在绝对数值上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在增速上与城市生产效率存在替代关系;较大规模城市的较强就业吸纳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就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城市民营与外资经济发展水平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若干基本特点探析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基本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收入消费、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融入城市与市民化等方面日益凸显其基本特点。只有深入、客观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民工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婚育状况、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农民工融入城镇和市民化等基本特点,才能够多角度、科学全面探析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缺失的各种原因及其完善政策与建议。

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三维差异与教育应对分析——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不断增强。论文对国内外有关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综合考察,试图把握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究现状,同时为教育部门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三维差异,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成熟,这种三维差异呈现扩大趋势。三维差异存在的根源,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性质的改变、不同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概率有别和不同区域或部门中劳动者自身素质有异。未来教育应科学预测人工智能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新要求,学校教育应增设人工智能学科专业教学内容,推动情感性教育和终身学习深入开展,以实现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和社会充分高质量就业双重目标的平衡。

国际服务外包就业效应分析

本文从国际服务外包发出国和承接国两个角度,采用服务业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服务业各行业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等指标,对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发出国而言,国际服务外包会导致部分行业的失业比重增加,从而令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放慢,但不会导致发出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对承接国来说,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带来服务业的整体就业人数和就业比重的明显上升及其主要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和就业比重的增加。

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就业效应分析

服务外包是当前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新形式,服务外包的产生对接包国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服务外包对接包国的就业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数量的增长、就业结构的改善和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等方面。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不仅有利于扩大我国服务业就业数量,而且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就业也具有带动作用;对我国就业结构的改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同时,提高了生产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提高整个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从长期看,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是改善我国产业结构,扩大就业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