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证据标准”之评析

“证据标准”是我国近年刑事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一个区别于“证明标准”的独特概念,其核心是指某类犯罪定罪量刑所需的基本证据,另外还包括收集各类证据应遵循的程序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统一证据标准”不应作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因为“统一证据标准”不仅无助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还会妨碍法官对证据的主观判断。“证据标准”并非一种法定证据制度,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些违反诉讼证明原理之处,所以仍会给我国的刑事证明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包括强化诉讼证明偏重客观化的倾向、抹杀不同类型案件证明路径的差异性、使控方在收集和审查证据中侧重于指控有罪的心理偏差更为严重。“证据标准”对侦查取证环节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指引和规范侦查取证,也有利于过程证据、辅助证据的收集。总体上看,“证据标准”弊大于利,并非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完善所必需,可以予以舍弃;即便要继续运用,也应将其限于侦查取证阶段,并将其改造为一种指导性、全面性的取证指南,才能使其在合理范围内发挥作用。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

近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上日程。学界对本次修改整体上较为积极,也有部分观点对修改存有隐忧。从整体上看,启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抓住此次难得时机,同时,也要对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氛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把握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目标和方向。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将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作为目标,采取大修的立法模式,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规划,分步实施,迈出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的关键一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要设定改革的亮点,这些亮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重塑刑事诉讼法的篇章体例、以技术主义路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因应轻罪时代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构建律师无效辩护制度、重塑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证据制度等。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去中心化临床试验的挑战、对策及伦理审查要点

去中心化临床试验正给临床试验带来新的变革,必须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充分保障研究参与者的安全和权益。去中心化临床试验与传统临床试验有相同之处,但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并不适合所有临床试验,更适用于口服给药、研究参与者病情稳定、疗程较长的临床试验。必须根据临床试验的特点选用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元素,并在改善研究参与者的获得感、安全、权益和尊严与收集的数据质量之间取得平衡。当前中国去中心化临床试验面临诸多挑战,为积极推进中国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应完善监管法规和指导原则,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设计原则,首次讨论需实时在线交流,研究者提供更多临床试验服务,风险控制和医疗援助的可及性,使用第三方便捷支付,确保公平招募研究参与者,考虑依从性,数字健康技术的验证,远程监查和电子知情同意合规化,确保收集、传送和分析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加强多方培训。伦理审查是保护研究参与者安全和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伦理委员会应关注符合以患者为中心的恰当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元素,电子知情同意的合规、有效,安全性信息处理与报告,数据收集的隐私保护,远程监查的合规性,家庭健康随访,生物样本管理,试验性医疗产品的管理,以及培训计划。与传统临床试验的互补与结合将使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元素更容易、更顺利地落地。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借助科技进步力量,将助推中国药物和医疗器械研发的速度,增强国际竞争力,造福更多患者。

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调研报告

司法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契合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符合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但调研中也发现当前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仍存在着量刑建议采纳率较低、审判中心作用发挥不够、当事人参与协商制度与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不到位、精准量刑建议与庭审实质化的兼容衔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此,需要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加强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依法做到应用尽用,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以审判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共绘刑事司法同心圆。

我国中医药防治帕金森病临床试验注册现状分析

目的探讨当前我国帕金森病相关中医药临床试验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nese Clinical Trial Register,ChiCTR)注册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方法检索ChiCTR数据库注册的中医药防治帕金森病相关的临床试验,检索时间从建库日期到2023年6月10日,选用Access建立数据库获取相关数据,选用Excel对数据进行归纳分析,探索其临床试验特征。结果共纳入当前我国帕金森病相关中医药临床试验共62项,涉及14个省级行政区,41个临床试验单位(机构)。注册地区前3位的是上海(16项,25.8%),北京(13项,21.0%)和广东(9项,14.5%),共计占比61.3%。试验机构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注册数量最多,为5项,占比8.0%。经费来源排名顺序列在第一位的是地方财政资助;其次为单位资助和国家财政资助。研究类型以干预性研究为主,共58项(93.5%),研究方法采用随机法56项(96.6%),盲法23项(37.0%)。干预手段包括中药经方,中成药,针灸以及传统功法等。结论我国中医药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试验注册研究数量逐年上升,研究者临床试验规范性意识不断提升。但存在中医药防治帕金森病临床试验注册认识不足、临床试验局限于单中心、地域及机构分布不平衡、RCT研究质量不高、临床试验研究设计欠规范、标准操作规程和质量控制有待加强、临床试验研究报告不规范等问题。中医药治疗帕金森病手段多样,疗效明显,因此建议研究者增强科研意识,优化设计方案,重视临床试验的规范化管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以来,对是否应当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特别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值班律师和量刑建议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科学规范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审理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补强证据来源于口供或同案被告人供述的要慎重、建立公设辩护人和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两种模式、结合实际推行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以切实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我国医院GCP中心相关研究可视化分析

目的总结我国医院GCP中心(临床试验研究中心)近20年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方法利用中国知网、维普网及万方数据库,检索GCP中心的相关文献,使用NoteExpress处理文献,运用CiteSpace 6.2.R3软件对期刊来源、研究作者及关键词等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纳入有效文献4753篇,文章收录最多的杂志为《中国新药杂志》(111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显示,GCP中心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胡思源(40篇)。排名靠前的关键词显示GCP中心研究主要涉及临床试验(频次603)、临床疗效(频次348)、随机对照试验(频次241)等相关领域。结论近20年来GCP中心开展的药物试验越来越多。建立标准的管理模式,加快GCP中心智慧建设,加强GCP中心质量控制,规范试验人员操作行为,提高科室成员的职业素养,是GCP中心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保证受试者的安全性和试验过程规范化的重要前提和试验结果科学、真实、可靠的重要保障。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侦查措施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对侦查实战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也给侦查学专业课程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据审判为中心的标准和要求,侦查措施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训教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通过侦查技能与证据意识相结合、侦查经验与侦查理论相结合、实战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合法性与真实性相结合的“四结合”方式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以期完成侦查措施课程的教学改革,提升学生的侦查技能,使其满足当前刑事侦查工作的需求,毕业后快速适应工作岗位,更好地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工作职责。

侦审信息阻断机制构建与三原则重新解读——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出路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庭审实质化既是巩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举措的关键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我国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中遭遇案卷依赖的阻碍,究其原因是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三原则的误读,以致于产生“流水线”式固化诉讼结构,继而出现庭审依赖案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庭审实质化的意义、所面临的阻碍以及消解这些阻碍的对策等相关问题做出妥善处理。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刻意义。

多中心护理干预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与实施——以乳腺癌患者回归家庭干预为例

目的:探索多中心护理干预随机对照试验课题管理模式,为临床护理科研培训及实践提供经验。方法:严格按照临床试验管理规范,从课题的评估、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详细阐述多中心护理干预随机对照试验课题管理模式。采用患者招募率、留存率、护士参与留存率、培训依从率,评价多中心护理干预随机对照试验课题管理模式的可行性及科研培训效果。结果:患者招募率为73.3%,干预组患者留存率为96.4%,护士参与留存率为89.3%,培训依从率为78.6%。结论:回归家庭干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的课题管理模式具有可行性,为临床护士和护理专业研究生设计和实施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提供了经验参考,同时以课题实践为导向的科研培训能够激发护士科研兴趣,提高其科研能力。

指定侦查管辖的程序偏差与纠偏路径

指定侦查管辖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管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指定侦查管辖具有适用标准的模糊性、适用动机的功利性、适用过程的职权性以及指定行为的预决性等特征。指定侦查管辖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依据,强化“侦查中心主义”地位,存在启动与协商机制不够规范,适用过程中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同步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对指定侦查管辖价值认识不足,立法理念与司法体制下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存在冲突。完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的路径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指定侦查管辖的功能定位,细化相关规定;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贯彻程序公正;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强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约监督。

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挑战

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是指以研究参与者需求为出发点、视研究参与者为主动参与者、以临床价值为最终目的而进行的临床试验。该理念已成为当前医药研发的核心指导思想,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模式将逐步成为医药研发的主流模式。中国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面临试验思维方式转变困难、质量控制困难、研究参与者隐私保护难度加大、研究各方培训缺乏、研究参与者招募的不公平等挑战。通过从相关部门给予更多政策支持、申办者和相关第三方及时转变研发思路、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加强认知3个方面对中国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提出建议,并从试验设计已囊括患者偏好信息和考虑临床结局评估、研究参与者安全和权益的保护、基于研究参与者需求的招募、易于接受的知情同意、选用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元素的合理性、研究参与者的隐私保护、研究人员和研究参与者的培训和教育、研究参与者的补偿和赔偿八个方面提出了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要点,以规范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确保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质量。

人工智能参与审判对司法领域的影响研究——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发展,人工智能也应用到了司法领域中。在庭审过程中,人工智能具有主持庭审过程、记录庭审笔录、进行证据推定、生成裁判文书等功能,并且还可以根据算法直接聚集案件争议的焦点。由此法官无须提前阅卷,避免了法官对案件先入为主,保证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过程。人工智能参与审判也可以推动司法公开和推进司法裁量统一,以促进“同案同判”的实现和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从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促进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我国儿科人群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作关系网络分析

目的:研究我国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开展情况,分析临床试验机构合作趋势与特征,为我国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协作网建设提供参考。方法:基于2013—2022年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的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项目数据,使用计量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研究特征与合作趋势分析。结果:640项公示项目中,多中心药物临床研究占87.50%(560项);抗肿瘤药及免疫调节剂、血液和造血系统用药是儿童药研发的热门类别;拥有优质临床试验资源的核心机构和核心主要研究者相对集中。结论:我国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项目逐年增长,部分机构间合作频繁,整体合作网络密度松散,有待进一步加强合作。

Safety and efficacy of intraperitoneal perfusion with tumor vesicle-encapsulated methotrexate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ous ascites - an open, randomized an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Background:Cancerous ascites is a common and severe complication that occurs in patients with late-stage malignant tumors.The prognosis of cancerous ascites is poor,clinical treatment is difficult and therapeutic outcome is disappointing.In the present study,tumor cell-derived vesicles were used as drug delivery vehicles that encapsulated a chemotherapeutic agent and were perfused into a patients’abdominal cavity to effectively kill the cancer cells in cancerous ascites.Pre-clinical data has demonstrated that tumor vesicles that carry low-dose chemotherapeutics can efficiently eliminate metastatic tumor cells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with minimal toxic or adverse effects.When combined,tumor cell-derived vesicles can sensitize tumor cells,which facilitates the entry of chemotherapeutics into tumor cells,thereby enhancing killing of tumor cells and limiting the risk of drug resistance.In this study,we designed a clinical trial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intraperitoneal perfusion with tumor vesicle-encapsulated methotrexate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ous ascites.Methods:Sixty patients with cancerous ascit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open,randomized an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a visit number and,according to their visiting order for which a random numerical table was used,were assigned to the trial group or the control group in a 1:1 ratio.The change in ascetic volume was used as the study outcome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monitored during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study.Conclusion:In this clinical trial,randomization and electronic case report forms were implemented.The trial indicated that tumor vesicle-encapsulated methotrexate was proposed to be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reating malignant ascites.Our study may provide at the first time evidence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umor vesicles in tumor therapy.

通过指导性案例助推程序法发展——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学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绩,但在刑事程序法发展的向度上尚需补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涉及刑事程序问题的案例基数较有限,争议焦点也比较边缘。今后,有必要理清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与刑诉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关系,发挥其基于案件事实情境的规范漏洞填补功能,更全面地涵括刑事程序法的核心焦点问题,维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应畅通从其他代表性案例遴选指导性案例的机制,以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基数、质效和论证水准。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