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古文尚书》中的傅说形象

传统上所熟知的傅说是一个“王者师”的圣贤,这一形象由孔传本《说命》三篇塑造。结合清华简《傅说之命》以及孔传本《说命》的文本研究,可知孔传本《说命》绝非魏晋时人所能伪造,其成篇年代当在战国初年前后。新出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两篇的成篇年代在春秋初年前后,上篇将傅说塑造成一个人神参半的上帝使臣。《傅说之命》下篇的成篇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将傅说塑造成一个蜷缩在森严王权下的人臣,这是最接近真实傅说的人物形象。傅说作为“王者师”的圣贤形象是春秋战国之际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为实现自身理想与抱负而塑造的历史范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周平王东迁的时与地再探

《史记》中有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之说,古今学者罕有异议,以至成为定论。但详细考察《史记》此说的史料来源,发现其本之于《秦记》,而后者仅记周幽王十一年幽王被杀,秦襄公被封为诸侯。至于周东徙洛邑事,虽在周幽王十一年之后,至于具体在何年,《秦记》并未明确。实际上,《史记》中的这一说法基于司马迁个人的推断,未有可靠资料凭据。根据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可知,平王东迁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一个过程:平王元年东迁的地点是成周,即考古所发现的韩旗成周;再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记载可知,平王三十三年之后又从韩旗成周迁至洛邑,即考古所发现的涧河王城。《史记》将这一过程笼统地说成平王元年东迁洛邑,并不准确。

清华简《保训》释义

以整理者的严式释文为底本,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重新释读清华简《保训》。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周易》《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与《保训》相比较,又征引马王堆帛书《老子》、清华简《五纪》等出土文献与《保训》相印证,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发掘《保训》的真义,并将之作为章句训诂的依据。《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训,文王追述了黄帝之质朴、舜之良善、微之理智、汤之义勇,并将自己所秉持的诚实、公正、宽容、不懈之道传给武王,叮嘱武王要心存敬畏、勤政用贤。《保训》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札记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2中的“区区”当读作“䧢䧢”,形容郑邦人民心情不安,“君己”则理解作“君记”或“君志”,与典籍的“帝籍”相当。简10中的“忍”当读作“牣”,“志”则如字读,指心智,而非志向。简16的“付孙”可读作“付选”,指“付授”而言的。简17—18的“畜孤而作”当读作“督孤而助”,即言督察郑庄公且辅助之。

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

周幽王废嫡立庶,酿成地方诸侯与西北戎人的联合灭周祸事,连带引发两周之际的政治地理危机,不仅由此开启诸侯竞相争霸的历程,而且随着岐丰大本营的丧失和周平王权威地位的下坠,为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转变打开了缺口。一方面,周末政治空间失序,以洛邑为中心重构新的封建藩屏网络,为中原郑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拥立周平王并辅其东迁成功的二号人物郑武公,一身兼领王官伯与方伯双重身份,在秦、晋等大国受困于内忧外患的空档期,大兴“尊王”之举,复有“正东方之诸侯”的机遇,积极实行联盟策略,实已开启霸政先声。至其子庄公时,郑因桓王夺政事件而丧失一贯的王官伯地位,更全力向外服诸侯和方伯身份转型,结强援、伐弱旅、败戎夷,乃至“逐王于葛”,堪称小霸列国间。然而,郑庄霸业是以挑落王室权威、败坏旧有传统而以强力实现,难以得到诸侯公认,最终因庄公谢世后郑国内乱而无以为继。自此以后,春秋霸政进入一个力、德相配,尊王、攘夷并行的更高阶段。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与墨家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墨家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展现了独特的历史书写意识,这都能说明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墨家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将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则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通过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立论等方式,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贤人观。

论清华简《畏天用身》中的墨学精神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畏天用身》与荀学、黄老之学相关联,但深入研究,可发现《畏天用身》中的天人关系具有“命由身定”的特点。与儒家天命观的宿命意味不同,墨学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人义统天的倾向,《畏天用身》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倾向应该源出于墨学。宋钘、尹文之学作为墨学与黄老之学的混合,具有尊“心”的特点;《畏天用身》同样尊“心”,并混合黄老,上达墨,下启荀,作为典型案例展示了墨学精神向战国时代各家学派的渗透与融会。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向戌弭兵后国际关系新探——兼论战国的起始年问题

清华简《系年》中有许多内容可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其与《春秋》经传多有差异。《系年》中有关春秋后期战争及国际局势的记载说明向戌弭兵后,晋国作为“盟主”,依旧掌握着外交上的主动权,但因地缘以及政治因素使其最终走向衰落。楚国由于失去齐、秦二国的帮助,加上吴、晋二国的步步紧逼,几近亡国。随着春秋初年义利观的瓦解,小国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加强,并试图摆脱寄人篱下的国际地位,由此最终推进了战国时代的到来。吴越间的争霸战争不能作为判断战国起始年的依据,战国的起始年应为公元前403年。

“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论语·八佾》篇有“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其中“器”字何晏、朱熹理解为“器量”“局量”,其他各家理解为“器用”“器才(材)”。“器”字在现存先秦文献中没有“器量”“局量”等词义,何晏、朱熹之训诂没有文献根据。根据孔子对管仲存亡继绝之历史功绩的评价和史料对管仲政治成就的记载,评价管仲为“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不合理的。清华简第六辑《管仲》篇有管仲言论作“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当是《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对话的背景和前提,“管仲之器小哉”当读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孔子对管仲关于“成器”的定义持否定态度,大概源于二人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相关问题考论

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国语》《史记》等史书都涉及到西周灭亡至东周建国这一段时期的史事.联系几个文本所叙之事,可以找到事件相似或互补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重新推拟东西两周之变局.以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为基础,以《国语》《竹书纪年》等史书为参照,对其进行考证,力图还原两周之际的政局变化,并对相关史事进行编年.

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发微

天人之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问题。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不否认“天”对人的限定,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注重“心”对“度”的体认与践行,促使“心”的主观能动性由自在向自觉转进。这是上古三代以来固有理性精神在晚周天命观式微大背景下不断张扬的必然结果,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公共思想。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在《心是谓中》中表现出较为朴素的特征,郭店简《穷达以时》与荀子《天论》等则对其创造性发展。诸子或侧重于人事道德化,将道德自我圆满视为人生的根本追求;或强调“天”的客观性,将“心”的认知功能提升到“性”的新高度。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并非单一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分途并进、互相交叉的多重演进路向。

秦穆公、子仪燕礼歌诗考论——以清华简六《子仪》为中心

清华简《子仪》作于公元前621年至公元前613年,包含重要的《诗》类文献,反映了春秋中期秦穆公与子仪燕礼歌诗的情形。将《子仪》所见燕礼歌诗与《礼记》《仪礼》《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所载相比较,《子仪》在燕射结合、君燕臣下、作乐歌诗方面与传世文献一致,然所用乐器为琴、銿,歌之形式为《诗经》向楚辞过渡的楚歌,所奏音乐为楚乐,歌者身份为公(秦穆公)和大夫(子仪),均与传世文献有异。

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甲本、乙本异文考

清华简第六册中的《郑文公问太伯》一篇有甲本和乙本之分,整理者指出是同一书手书写的两个版本,属楚简中的首例。本文将甲本和乙本的异文分为三种类型进行逐字分析,认为甲本和乙本用字没有明显的地域性,也没有使用频率上的差别;甲本用字有来源较早、不易讹混的特点,而乙本用字不仅有省形现象,还有后起字以及大量的讹字;总体来说,甲本优于乙本。对比同一书手书写的《郑武夫人规孺子》《子仪》《天下之道》等篇的用字情况,甲本更符合书写者的书写习惯。这些现象反映了甲本可能为书写者校勘后的版本。

説“[不不]”

由安大簡《詩經》“[不不]”爲今本“副”之異文,及銅器自名“[否否]”“[■]”讀爲“桮”,可以推斷“[不不]”衍“不”聲。清華簡拾《四告》“[不不]益增多”應讀“倍益增多”,由此推論西周金文中的“不[不不]”“不[否否]”均應讀爲“丕倍”,是大而多之意,多用作定語以修飾“休”“魯休”“元德”等詞,也可作狀語以修飾動詞或整個句子形式。“[不不]”字構形即以兩花柎表達雙倍之意。《尚書》中的“丕丕”有可能原本寫作“不[不不]”,後世轉寫之時因誤讀而寫成“丕丕”。

早期“诗说”的话语形态--兼论《毛诗序》的形成

清华简、上博简、阜阳简“诗说”的言辞特征和结构方式反映了早期序诗话语形态。清华简“诗说”通过对仪式要素、历史要素的书写,暗示诗篇的写作背景和主旨;上博简“诗说”通过对情感要素和德义要素的强调,揭示诗篇的文化内涵和义教功能;阜阳简“诗说”通过对仪式要素和讽谏美刺功能的确认,彰显诗篇的政教意图。《毛诗序》的形成,则反映了儒家弟子在特定历史语境和撰述意图下对先秦序诗话语资源的选择和重构。

清华简《心是谓中》与荀子思想源流研究

近年来公布的清华简中部分简文,对重新考察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清华简《心是谓中》所涉及的诸子思想交融现象格外引人注目。经过细致的梳理与考察,可以确认《心是谓中》的成书时间早于《荀子》,并对荀子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简文思想交融现象可能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前,而未必如多数人认为的战国晚期。清华简中部分文献可能是荀子乃至先秦诸子思想的渊源,未必是儒学影响的产物。

清華簡《厚父》“如丹之在桼”新釋

清華簡《厚父》字形複雜、文辭古奥、内容豐富,是一篇失傳已久的書類文獻。文章在整理者釋文及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爲整理報告中“如丹之在朱”的“朱”應爲“桼”字,“丹”“桼”均爲顔料。簡文的“如丹之在桼”應與前面的“如玉之在石”呼應,即以“玉”在“石”中難以被發現,“丹”在“桼”下難以被顯現來比喻“民心”之難測。

論清華簡《子犯子餘》簡5釋讀及斷句

由於《子犯子餘》第5、6號簡前端皆有缺損,以致語境不清,因而給文本釋讀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清華簡七《子犯子餘》簡5中的一段話,整理者原來釋讀爲:“幸得有利不忻獨,欲皆僉之。事有過焉,不忻以人,必身擅之。”學者們對這段話進行了很多討論,但至今其中仍有部分問題没有圓滿解決。本文認爲,該段文字中的“欲”讀爲“裕”,“㒭(■)”讀爲“共”,“事”讀爲“使”,“以”用同“與”。同時,參考前賢的正確釋讀意見,將這段文字釋讀並點斷爲:“幸得有利,不[斤心](憖)獨欲(裕),皆㒭(共)之;事(使)有過焉,不[斤心](憖)以(與)人,必身廛(擅)之。”這段話大致可以理解爲:“(子犯子餘等人)如有幸立功,不敢自己專有其利,都拿去和他人共享;假使有過錯,則不願同他人分擔罪責,一定獨自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