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解疑

关于英国人李泰国出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过程,学术界普遍同意他先后得到了两次任命——1859年的何桂清任命和1861年的总理衙门任命。对于两度任命的关系和间隔期中的事件变化则鲜有深入探究,也未有新史料披露。综合现有研究和中英两方历史档案可以发现,何桂清的任命存在着合法性不明的问题,并未获得清廷最高决策层和英方的认可。何桂清任命并非总理衙门任命的起因,后者也不是对前者的确认。大约从1860年初或更早,薛焕等清朝官员开始秘密筹划由最高决策层任命李泰国,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总理衙门任命的结果。英国官方虽然表面上从未认可过何桂清的任命,但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支持由英国人出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设想。

刘锡鸿任驻德公使始末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因不 谙国际情形，在外交上吃亏甚大。在外国压迫和清政府自身事实上需要的情况下，清政府开 始派遣驻外使节。刘锡鸿因与郭嵩焘个人关系上的特殊性，得以出使英，续而出使德，组建 了中国第一个驻德使馆。在德期间，刘锡鸿虽想有所作为，但由于时代及他个人的局限，他 没有做出什么突出贡献。出国后，刘锡鸿的保守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西方的认识，也变 得较为具体，但仍没有跳出保守思想的藩篱。最后，由于他与郭嵩焘矛盾的激化，加上李鸿 章的极力反对，刘锡鸿被撤回国。

总理衙门:逼迫下的主动开放

清政府一向坚守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把外部世界概归入蛮夷之邦,不屑与之交往。直到西方列强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这时整个国家在列强面前暴露无遗,"天朝上国""惟我独尊"的颜面也尽扫而光,痛定思痛,权衡利弊,中央办理外交的机构——总理衙门终于难产而生。开放后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进一步论证其主动性。

清末铁路总公司与“福公司路案”交涉

"福公司路案"源于英国对中国长江流域铁路特许权的获取和矿务合同条款的规定。清末铁路总公司是清政府设立的官督商办企业,是筹集路款和对外办理铁路借款交涉的商务机构。在处理"福公司路案"过程中,清末铁路总公司与总理衙门(清外务部)涉外交涉的权限并不清晰。以盛宣怀为督办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福公司路案"中难以顶住外务部和福公司的压力,导致"路案"交涉始终充满曲折而陷入困境,最终被迫背负沉重的路款债务。

作为上诉机构的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 以“熙尔控杨泰记”上诉案为中心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于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初)审理的“熙尔控杨泰记案”自光绪二年(1876年)起经历了曲折的上诉过程。美驻京公使同总理衙门作为上诉机构会同受理了该上诉案。总理衙门试图将案件纳入司法轨道处理,提出并运用颇有理据的证据法原理,而美驻京公使在证据弱势的情况下,采取“交涉式司法”,将案件纳入政治轨道。美驻京公使对关键性证据即“高桥轮船”租船契等避而不谈,甚至不惜使用炮舰政策,要求清政府“官为保偿”,即在上诉阶段以外交手段最终将原诉请由杨泰记承担的个人责任转为政府责任。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其国内立法及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等形式,在实践中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和公使裁判权,在近代中国不仅设有领事法庭,还包括久被忽略的公使法庭。美公使法庭对自美驻沪领事法庭或上海会审公堂上诉的案件往往按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路径或方式解决,这种作法不仅是一种政治交涉,更是美驻京公使行使域外管辖权和公使裁判权的具体表现。

黎兆棠与1875年中日修约交涉述论

1875年9月,日本明治政府授意本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修约请求,意图调整两国于1871年所订约章内容,践行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受成例、能力、个人经历影响,时任津海关道黎兆棠被任命为这次修约的中方代表之一。在具体交涉中,黎兆棠逐条辨明日方提案,并依循对等原则分别准驳,竭力维护本国权益。其向总理衙门呈送的议改内容,基本融入双方最终议案。梳理光绪初元中日修约之缘起、经过与结果,不仅可以了解晚清外交权力结构的二元化特征及清廷设官分职多轨铺政的架构,揭示日本谋划修约的政治动机和中日双方争论的焦点;更能窥探黎兆棠在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藉此呈现津海关道既有职权在晚清社会剧变下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