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创调与流变:浙派古琴曲《禹会涂山》本事考辨

《禹会涂山》是浙派琴人毛逊(敏仲)所作,始见于《神奇秘谱》,在现存明清39种琴谱中都有刊载,是浙派琴曲的代表作品。琴曲以口传历史事件“禹会涂山”为创调本事,通过禹大会诸侯、各国朝贡之盛况来颂咏宋德。在流传过程中,毛逊改曲名为《上国观光》,打算献曲于元世祖以求取功名,未果而卒。明代琴史资料皆普遍淡化甚至隐瞒了这一事实,体现了“为贤者讳”的意图。

近代甘青地区“土官”制度变迁简论

甘青"土官"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以封地为基础的土官制度与郡县制不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还包含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把领地部族关系转变为州县对民户的统治关系,是改土归流变革的根本内容。而这在游牧民族的实施困难重重,反映了社会水平对制度改革的制约。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促成了甘青土官制度改革的急促与近代内容。土官所属的民族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变迁。

论宋徽宗《听琴图》中的一件钧官窑瓷器——兼论关于《听琴图》的一些争议

宋徽宗赵佶的画作《听琴图》,为赵佶亲笔所绘不应有疑。画中弹琴之尊者非赵佶莫属。赵佶对面叠石花几上所置之盆花,其花盆器型仿古青铜器作鼎状,外面为古青铜色,内面为雨过天青色,该“雨过天青”色非青铜器所能有,而为宋钧官窑瓷器内面常有之釉色,与传世之宋钧官窑瓷器一致,因而该花盆当为宋钧官窑瓷器。《听琴图》为一不可多得之北宋钧官瓷图像文献史料,十分珍贵,应予重视。

藏传佛教文化视域中的儒家文化——以土观·罗桑却吉尼玛为例的初步探讨

本文以土观·罗桑却吉尼玛活佛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为例,分析藏传佛教文化视域中的儒家文化,了解藏传佛教内部人士如何看待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及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明代对西宁卫土官的管理政策分析

终明一代,与西南土官土司时叛时服的情况相比,青海西宁卫土官一无反叛之事,二无改土归流。研究该地区土官的管理政策,有助于客观的评价明朝制定的边疆少数民族政策。通过对卫所背景的介绍,政策的述略,希望找出其特殊之处。

明代河湟土官李氏家族的兴衰与思考

明初,中央政权延续元朝旧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土官,因俗而治之法在当时收到了保疆卫土、北拒蒙古、南定诸番的奇效。终明一代土官家族,有捍卫之功、无悖逆之事,建立赫赫军功,擢高官乃至晋爵,家族亦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转变成为雄踞一方的土司。

论“象外之象”的视角转换

通常对"象外之象"的理解并未揭示审美之"象"和"象外之象"的根本区别。由于审美观照的视角变化,二者遂产生根本差异。诗人情思和外物相互感应而生成"象";当诗人"以物观物",从宇宙大化观照到的"象"才是"象外之象"。从心理学角度看,"象"同构的是较单纯明朗的感觉,而与"象外之象"同构的则是较复杂微妙的心境。

《瑶台步月图》女性冠饰考

目前,学界将《瑶台步月图》中三位女子的头饰定名为"团冠",笔者存疑,通过对画作的细致观察,并与有准确文献定名的"团冠"、"山口"对比研究,确认此冠饰与"团冠"不同。通过图像梳理发现,相同或相似冠饰主要在南宋和元代流行,结合服饰等其他材料,更加明确断定《瑶台步月图》为南宋的作品。最后,笔者推测此种冠饰造型可能来源于河蚌,并且有其丰富的隐喻含义。

军卫体制下陕西行都司土官身份考察

明朝之所以在河西、河湟采用完全的军事建置而非民事建置是由其严峻的边患形势决定的,陕西行都司就是为了应付西北边患而存在的,而行都司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是明初大量归附的土官军民;明朝利用军卫体制将这些土官牢牢控制在军户范畴,土官亦利用明朝的制度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家族力量,至清而成为甘青土司;也正是因为行都司土官卫所军户的身份,他们没有如西南土官一样的行政独立权,至少在明代还不能被视作"土司"。可以认为,明代以陕西行都司稳固西北的举措是比较成功的,这也是《清史稿·土司传》评价甘青土司"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的根本原因。

土观呼图克图驻京期间的贡献探析——从摩利支佛母像款识谈起

清代第二世、三世土观呼图克图驻京期间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利用自己在藏传佛教中的特殊地位,在协助清政府加强对蒙藏地区统治的同时,还积极编纂、翻译佛经,撰写佛学著作,指导制作佛造像,成为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

西堡沙氏土司史略

明初废习安州,改西堡寨为西堡长官司,司分正、副,正长官沙氏与副长官温氏各领其属寨。表面上,沙氏正司历明而清,传袭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被降为外委土舍。实际上,沙氏在弘治八年(1495年)几至灭族。沙氏土司的历史,表明土、流之间的界限和冲突长期存在,而土司内部势力之间的斗争同样激烈。研究黔中屯堡之历史,土司及卫所与土司之互动关系亦当留意。

明代画家马轼生平四题——兼谈马愈的生卒年问题

马轼是浙派前期的重要画家,出生于明初军户家庭,其祖父马光大是元代的千户,其父名彦和。马轼的祖先当是元代的色目人,他很可能是元代后期政治家买述丁的后裔。马轼约生于洪武末年至建文初年,卒于天顺三年(1459年)前后,约在永乐后期进入钦天监。马轼虽然擅长绘画,且与李在等宫廷画家有交往,但实际上是以天文占卜之术供职于钦天监,并非宫廷画家。马轼第三子马愈是天顺六年举人,天顺八年成进士,生于宣德十年(1435年)六月四日,约卒于弘治初年。马愈小沈周八岁,二人交好,绘画上互有影响,但沈周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

试论“农村图书馆”和“农家书屋”的英文翻译

文章结合目前国内各类文献对"农村图书馆"和"农家书屋"的英文翻译情况,提出将我国"农村图书馆"翻译为"Rural Library",将"农家书屋"翻译为"Village Library",并阐明了具体的理由。

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书画作品从民间进入清代宫廷,并在乾隆朝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这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自清王朝覆亡至满洲国出笼,逊帝溥仪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及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史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

论“越州窑务”

越州窑务即北宋初年在上虞广教寺附近设立的'官院',缘起于晚唐五代时期吴越国境内生产的秘色瓷器的'贡窑'。管理'越州窑务'的官员,当时统称为'监当官'。越州窑务的组织方式,沿袭了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时代地方藩帅下属的官手工业,入宋以后,演变为中央政府下属的官手工业。宣徽院负责越州窑务官吏的选派和产品去向。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为越州窑务的鼎盛期。仁宗朝以后,越州窑务逐渐衰微。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以后越州窑务废止。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以后,随着越窑秘色瓷器在汴京市场的上流通,使得豫西各窑厂仿制秘色瓷器成为可能。北宋中晚期豫西地区的'仿越'技术相当成功,宋徽宗时代宝丰清凉寺窑场在此基础上创烧出'汝官窑瓷器'。进入金朝以后,汝官窑技术传到豫西其他青瓷窑厂,随之出现了'钧窑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