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黄元御“一气周流,土枢四象”学术思想

通过对清代著名医黄元御的代表作《四圣心源》中“一气周流,土枢四象”思想进行分析,结合其中具体的临床理法方药体系,进一步讨论以中土脾胃为轴、肝心肺肾为轮的动态圆运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并与近现代受西方科学冲击所形成的“科学化”的中医理论形成对照。

《诗经·行露》与周初“乐舞教化”礼制

《诗经·行露》一诗,所谓表现周初“男女之讼”之说不准确,此诗当根据表演性的仪式舞蹈改写而成。周初有“召伯”之类的公卿大夫于仲春时节巡守“听讼”礼制,于仲春男女婚配时节,通过歌舞形式对男女青年“告诫”(教化),将彼时男女青年的婚姻纳入“礼”的轨道。诗中“谁谓雀无角”之雀,指“南方朱雀”之“角”,即称为“鹑首”的东井、舆鬼两星宿。歌舞者装扮成“鵻鸟”,是模拟天上的井、鬼两星,两星的星占特点关乎执法、牢狱等。这是周人以“神道设教”,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具体表现。诗中“谁谓鼠无牙”之“鼠”,在当时也是礼仪的象征。《行露》绝非所谓的民歌,其作者大约是周代的乐官或史官,作成于西周晚期或东周初期。

关于帕竹政权时期大司徒绎曲坚赞修建的“十三大宗”考述

根据《西藏王臣记》等史书记载,帕竹政权的第一任第悉大司徒绛曲坚赞为了稳固政权,促进发展,采取了减轻差税、改定法律、在各冲要地点兴建以内邬栋孜为首的城堡(宗)、设立宗谿等一系列制度。关于他所修建的城堡(宗),后人习惯称之为“大司徒的十三大宗”,但相关文献资料中几乎找不到“十三大宗”这样确切数字的表述。因此,对所谓“大司徒的十三大宗”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并且对于一些史书及论文中出现的琼杰宗、白朗伦珠孜宗、江噶尔达孜宗等类属于“大司徒的十三大宗”的说法更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几种酶抑制剂对胰岛素肠道吸收的影响

目的 研究酶抑制剂对胰岛素在大肠和小肠吸收的影响 ,初步探讨酶抑制剂在肠道各段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原位肠袢法 ,设计肠道冲洗实验 ,测定胰岛素肠道吸收后的降血糖效应和血药浓度。结果 胰岛素单用于小肠袢或大肠袢时 ,冲洗实验前后均无降血糖效应。与酶抑制剂合用时 ,冲洗实验前 ,小肠段无降血糖效应 ,冲洗实验后 ,小肠段降血糖效应有所提高 ;冲洗实验前后 ,大肠段均产生明显的降血糖效应。酶抑制剂作用与其种类、应用浓度和不同区段内蛋白水解酶的活性有关 ;各种酶抑制剂提高胰岛素降血糖效应的顺序为 :亮肽素 >甘氨胆酸钠 >杆菌肽 >抑氨肽酶素B >胱蛋白 ;其中甘氨胆酸钠和杆菌肽还具有渗透促进作用。

利用黏滞剩磁进行水平地应力定向的试验研究

为了快速准确地对地层水平地应力进行定向,指导页岩气的水力压裂开采,研究利用岩心的黏滞剩磁定向方法。该方法可以克服一般古地磁定向的不足,在不考虑地层年代和复杂构造运动的情况下还原岩心在地层中的原始方位。利用热退磁手段分离出黏滞剩磁,对岩心进行定向,并对取自重庆涪陵地区某页岩气井多个层位的岩心进行了古地磁测试。结合声发射Kaiser效应测得的地应力资料,对测试结果进行处理,得到取心层位最大水平主应力的方位角,与先期地震资料的结果进行比较,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利用黏滞剩磁进行水平地应力定向的方法是可行、而且有效的。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研究

明代统治者为了缓解经费紧张,缓和阶级矛盾,鼓励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西南土司采运大木的过程有勘察、采伐、运输、运解交收等四个环节。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的原因有四:一是土司制度的制约,二是中央政府的鼓励,三是各地土司的效尤,四是土司政策的优惠。虽然西南土司进献大木与接受中央朝廷的赏赐仅是象征性和程式化的,但它却是西南土司表示忠顺大明王朝的一种表象,也是明代封建统治者显示中央王权的一种招牌。

苗疆开辟与苗疆社会的重建——以雍乾时期黔东南土司设置为视野

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袭占拉萨、危害川滇,西南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巩固边防,维系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清廷采取了开辟黔东南苗疆"生界"之策。但在开辟过程中,由于经营未得善策,引发了黔东南苗民大起义,危害了清廷在西南的统治。面对如此之局面,清廷直接任用当地征苗有功者、或土人为土司,以代理朝廷实施间接统治,这一经营策略,由于能兼容苗疆实情与清朝的治边理念,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土疆界碑”铭文解读——以法律文化的视角

清雍正三年秋,在湘鄂西容美土司与长阳县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汉土田地权属之争,当事各方通过会勘、协商,最终妥善解决了争议,并在争议地带建立起两座形制内容完全相同的"汉土疆界碑",创立了通过协商机制解决区域性民族纠纷的范例。汉土疆界碑铭文典型地反映了清初改土归流前夕,渝湘鄂黔毗邻多民族混居地区民族关系的急剧变化;记录了容美末代土司田?如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为保一方民众的安宁,坚持理性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为世人认识少数民族土司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影象。

历史人类学视阈下的认同冲突与“改土归流”初探——兼论昭通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与社会秩序“中原化”历程

文章以历史人类学为视阈,结合史料典籍,从明清时期昭通彝族地区"改土归流"的个案研究入手,通过对土司文明与核心文明的互动过程以及中华文明内部子文明对"多元一体"的认同变迁之分析,认为:"改土归流"的原因在于土司文明与核心文明之间日益加剧的认同冲突,其结果是将土司文明纳入"中原化"的历史进程中。

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衍生9号染色体缺失的研究

目的:运用特殊位点(LSI)9q34探针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研究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患者衍生9号染色体部分序列缺失的情况,并探讨临床意义。方法:对42例CML患者进行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采用BCR/ABL双色双融合或ES探针对骨髓间期细胞进行FISH检测,同时运用9q34探针检测有无衍生9号染色体部分序列缺失。结果:42例染色体核型分析中,35例为典型的t(9;22)染色体易位,4例为复杂易位。42例患者均行FISH检测证实为BCR/ABL融合基因阳性。运用9q34探针检测所有42例患者中发现有6例伴有衍生der(9)部分序列缺失,发生率为14%,发生复杂易位的4例患者均未发现der(9)部分缺失。6例发生缺失的患者仅有1例处于慢性期,其中3例患者病程仅为1-2个月,初诊就已诊断为CML加速期或急变期。结论:在CML患者中der(9)部分缺失的发生率为14%,伴有der(9)部分缺失的患者多表现为慢性期短,建议所有BCR/ABL融合基因阳性的CML患者应常规使用9q34探针检测der(9)有无缺失。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乌江流域例证

元明清等朝制定土司文教制度,通过崇儒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民族地区封建人才,致力于文化统一和思想控制,促进各族历代土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乌江流域各族土司及家族子弟和俊秀土民子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为土司制度的废止作了文化和精神准备。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论明朝河湟李氏土官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

明初河湟李氏土官历代虽只承袭武职,很少任文职或僧职,但在开创西宁卫治、招蕃拒蒙、守土司民上却异常活跃。同时,李氏又与喇嘛、寺院关系密切,并借助其势力,深刻影响了明初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为明万历年间的"湟中三捷"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明朝西北土官利用喇嘛寺院边口地区来完成明"捍蕃"、"拒蒙"、"保境安民"的职责,进而成为明在西北边防上不得不倚重的重要"藩篱"。

西藏历史上天花的传播情况及种痘免疫法考察

关于天花最早的藏文记载可以追溯至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大事纪年》及《于阗教法史》。公元17至18世纪,天花在西藏广泛传播,以达赖喇嘛及班禅大师等为首之高僧的传记中多有关于天花疫情爆发的记载。藏族传统医方典籍《四部医典》《蓝琉璃》中已出现对天花患者的治疗方法,但并没有涉及种痘免疫法。至迟于18世纪上半叶,发源自汉地的人痘接种术传播到了藏地,以司徒班钦、第三世松巴活佛、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以及第四世敏珠尔活佛等为代表的高僧不仅亲身推动了人痘接种术在藏地的实践,还将这种方法汇编入藏文医方文献之中。

春秋时代的私徒属

私徒属是春秋时期随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群体 ,主要指卿大夫属下团聚着的依附人口 ,包括家臣、私卒、养士及贫民依附者。私徒属是卿大夫的私有领民 ,不受国君直接控制 ,在政治上依附于其贵族主人 ,通过为贵族主人服务而活跃于春秋时的政治舞台 ,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战国时期 ,随着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官僚政治的确立 ,私徒属这一社会群体渐趋消亡。

酉阳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论证

酉阳土司曾管辖今重庆市的酉阳、彭水、黔江与秀山的广大地域,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积淀了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酉阳土司文化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我们应该在一般保护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情况,探讨开发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振兴方法。发展土司文化旅游产业,是一条可行的方法,对渝东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论司空图《诗品》“雄浑美”的特征及其哲学文化基础

司空图《诗品》中的"雄浑美"有三个方面的审美特征:审美主体具有雄健浑厚的精神品格、恢弘豪壮的精神气魄和激烈高昂的感情特色;审美境界具有"至大至刚"的审美特征;心物关系上,具有物我同构、神与物游、物大我亦大的特征。《诗品》中"雄浑美"的提出有三个层次的哲学文化基础: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根源;中国士大夫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和文化心理结构;"盛唐诸公"特别是李杜诗歌的审美经验、文化实践基础。

论司空图《诗品》“冲淡”境界的审美特征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描述了文学创作的"冲淡美"境界,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创作主体具有澹泊素洁、虚静专注的精神心态;心物关系具有物我融通、心物妙契、物淡我亦淡的特征;取象造境具有幽柔、淡远、恬静的特色。

《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李定广先生《求新须先求真》商榷文之商榷

李定广先生回护旧说,认为拙文《正诠》释"博徒"、"四异"为"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并认为刘勰在《楚辞》的评价上"存在深刻的矛盾"。笔者立足于《辩骚篇》文本的精细解读,反省自己,参酌时贤,据理商榷,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论定"博徒"、"四异"仍是"褒词"。刘勰将"博徒"与"英杰"对喻《楚辞》,正好体现了《楚辞》"四同"、"四异"思想与艺术的审美特征。此乃刘勰理想的创作原则与境界。故刘勰力荐《楚辞》为后世诗赋创作之典范。《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

《二十四诗品》与老庄哲学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运用四言诗的形式,站在哲学、美学的高度,以形象、精练的诗化语言及中国式的哲学语言的融合,高度概括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意境范型和美学风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涵盖力。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之所以耐读、耐思、耐诠——耐人寻味,关键在于他能自觉地将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引入并指导自己的诗论,从而使其《二十四诗品》具有了形而上的理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