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室大寺的两种类型:大昭寺类型与桑耶寺类型

在调查西藏自治区拉萨地区和山南地区的佛寺时,宿白分别记述并研究了大昭寺和桑耶寺这2座吐蕃时期最为重要的佛教寺院。2座寺院形制迥异,其中前者以僧房为主,后者以佛堂为主,虽然都源自印度,但反映了吐蕃时期佛教寺院的不同设计理念。尤其是桑耶寺类型不仅在吐蕃时期成为王室佛寺的范本,而且影响到后弘期以至于更晚时代的佛寺形制。

《吐蕃大事纪年》中的“btsan mo”称号考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8、IOL TibJ 750、B.M.Or8212(187)中,关于姻亲女性称谓词存在四类不同词汇,分别是“■”“■”“■”“■”。文章基于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实例,对四种称谓词进行了统计与分类。重点从吐蕃政治语言■(赞蒙)的属性与概念着手,从语文学角度分析了《吐蕃大事纪年》载及8位具■头衔者的身份用法,归纳■称谓的语用和实际意涵。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初步认为《纪年》所载■是指吐蕃政治联姻中具特殊政治贡献的王室女性,即吐蕃外嫁公主和赞普所娶外域公主之尊称。该称号的使用时间跨度为吐蕃政权建立初期至鼎盛前夕,反映了其与吐蕃政治联姻之间的紧密关系。

8—12世纪拉达克地区的石刻造像及其历史意蕴

针对拉达克地区8—12世纪的一批佛教石刻造像,在系统整理造像遗存的基础上,结合造像题记、地理位置及历史文献,对石刻造像的赞助人、造像题材、开凿意图、造像功能及其背后所呈现的阿里三围对吐蕃王朝遗产的承续关系进行讨论。拉达克地区石刻造像是在藏族人主导下所建的,其时间从吐蕃王朝中后期持续到阿里三围初期,石刻造像传统的延续反映出两代不同政权之间的文化接续;吐蕃王朝时期石刻造像题材以大日如来佛为主,阿里三围初期石刻造像则更流行菩萨题材,石刻造像题材的转变与政权更迭后的宗教政策有关;造像题记所载人物皆为王公贵族,造像所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政治军事活动相契合,展现出石刻造像始终承载的军政象征等多重历史意涵。

《吐蕃大事纪年》中“mkhos”之考析

目前,学界对《吐蕃大事纪年》(Pel.tib.1288+IOD Tib J.750+Or.8212/187)所载“mkhos”之解读各不相同,未能取得一致性的认识。并与佛教后弘期史籍中的“khod”或“khos”之关系也未见有专文探讨。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研究基础上,从藏文的语音演变规律出发、通过汉藏史料之对比,联系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历史语境,对“mkhos”一词之本义和引申义进行辨析。指出其本义为聚集、会聚,继而提出《吐蕃大事纪年》所载“mkhos”字应释为吐蕃议事会中制定的法令和商议的决策;其中“mkhos bshams”专指设定军政体制和法规,而“mkhos bgyis”与执行军事指令和决议相关。另外,,“brog mkhos”与“brogsoggi mkhos”又指划分草场或划定行政区域。然后,通过文献对比,推断《第吴宗教源流》与《贤者喜宴》中设置吐蕃六法的故事,其史源可以追溯之《吐蕃大事纪年》载虎年(公元654年)噶尔·东赞等人决定立大法一事。从而看出《第吾宗教源流》所载吐蕃法从内容结构和叙述言辞上比较接近噶尔·东赞等人制定的大法,而《贤者喜宴》之六大法有较多改动,受后者影响,16世纪之后的藏族史学界坚持认为松赞干布时期创立了整齐而次序分明的“吐蕃六法”,且该观点一直沿袭至今。

西藏札达县陈列馆藏擦擦的初步研究

札达县是古格王国都城所在地,位于县城的托林寺是古格王室创建的寺院。本文整理了札达县陈列馆近年陆续收藏的一批从托林寺等遗址采集的擦擦,其题材有佛塔、经咒及佛、菩萨、护法、高僧等,制作技法有按印与脱模两种。依据制作技法和题材初步判断其年代可分为早期和中晚期。这些不同时期擦擦,一方面能够反映古格王国佛教发展演变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可窥见古格王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

来自藏地的讯息:民国报刊中的“吐蕃”

民国报刊涵盖了吐蕃研究中民事、行政、音义、图像等诸多文献,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展现了当时的研究情况。针对民国时期报刊中对吐蕃的研究,当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存不足。本文分别从报刊、作者、学术史等维度归纳民国报刊中所涉吐蕃的学术论文、科普文章、图像资料三类刊文。以此为基础,不仅对现今吐蕃文献的保护和使用极具意义,同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定民族内部关系等方面将产生积极作用。

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受到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如(ru)、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喻寒波等都是效法突厥,而非仿照唐制;吐蕃实行兵民合一,以十进制编制军队,设千户、万户,制定严刑峻法,犯罪必施以重刑,对盗窃罪按盗窃之物的数倍乃至几十倍追征等,亦是源自突厥;在苯教丧葬仪规中以羊马作为献祭品同样也和突厥有一定关系。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法律及事业仿效突厥、回纥确有所据。

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初探

藏族自青藏高原上兴起之后,便开始了其四方征伐的历史。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吐蕃政权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这就是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体现的是古代藏民族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可以说是藏民族智慧的结晶。迄今为止,对吐蕃政权传统军事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文章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

文章指出，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中的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从吐蕃时代到明、清之际，藏族历史上每一大发展和大转折的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其最为开放的时期。文章还对藏族历史开放之阶段性、特点及促成开放的原因等做了进一步讨论。

关于吐蕃赞普达玛禁佛的两个问题之探讨——对“禁佛”之正名与达玛之评价

达玛(或称达磨、朗达玛)是统一的吐蕃王国的最后一个赞普,其在位时间仅短短四年,后代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多与他在位时推行的“灭佛”政策有关。关于达玛禁佛一事,本文认为有两点问题有必要进行讨论:首先,达玛时期推行的是“禁佛”政策,而非大部分藏汉史籍中所载的“灭佛”政策;其次,对于达玛禁佛的评价应该尽量摒除佛教典籍中带有宗教情感的偏见对我们的影响,从当时吐蕃王国的历史背景及禁佛政策造成的历史影响给予达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空间。

《隋书·附国传》与早期吐蕃史相关问题

尽管《隋书》为唐初史官魏徵等人撰修,但《附国传》的史料却并非出自魏徵等人之手,而是出自隋裴矩《西域图记》,因之史官及后世学者多没意识到附国即吐蕃;《北史·附国传》与《新唐书·附国传》均是对《隋书·附国传》的继承或删节;附国之名并非真正的国名,而仅是一种俗称。“吐蕃”一词的发音应该是吐蕃人在原来称号的基础上,附会或因赐姓而自称“秃发”或“拓跋”而来;隋唐之际,客观上给吐蕃的兼并战提供了绝佳机会,期间吐蕃因忙于内部的兼并战争或赞普易代而汉籍无闻。但贞观八年前后的唐蕃互动,正如同大业四年、五年的隋与附国的互动一样,为该时期唐朝为攻灭吐谷浑而与吐蕃的呼应结盟。

简析吐蕃王朝初期经济发展形态

文章以现有考古发现及藏文史料为依据,从考古发掘的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并以珍贵史料为佐证,简要分析了吐蕃王朝初期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

吐蕃王朝是中古时期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政权,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区域相毗邻,所以吐蕃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尤其是从南亚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唐代中原文化吸取了大量养分,形成独具特色的吐蕃文化面貌。但是,吐蕃文化色彩的丰富多元并不能掩蔽其"底色"的坚稳性。吐蕃民族在哲学、宗教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最具时代特征的要素,都与唐代中央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吐蕃王朝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从上层精英还是到下层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代文化为时尚,通过一次次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整合,形成了吐蕃思想文化的根基与"底色"。敦煌文献中所见汉地儒学思想的影响、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关系、汉地阴阳风水输入吐蕃及其产生的影响,成为吐蕃文化"底色"形成及其表征的三个重要维度,清晰地呈现出吐蕃文化最为核心层理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

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

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麓相继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其中有三处造像地点都明确记载了造像的组织者为吐蕃高僧益西央(ye-shes-dbyang),这是我们理解这批新发现考古材料关键性的线索之一。文章通过对三处造像题记的解读并结合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探讨吐蕃高僧益西央的生平事迹,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产生的时代与宗教背景。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首次出现的原因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早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壁画中。综观《金光明最胜王经》内容,主要表现的是护世护法的思想主旨,这种思想恰与当时敦煌人在经过和吐蕃近二十年长期战争所带来的混乱、贫困、痛苦相呼应,表明了当时人们在经过长年战争后渴望和平的心愿。

凉州遗存藏文古籍考略

文章在实地参与初步整理凉州遗存藏文古籍所获得第一手资料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这批藏文古籍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发现与初步整理过程、主要内容、若干特征稽考、价值评价等进行了介绍和论述。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

西藏西部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当中,丝绸与茶的遗物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经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与方法,初步确认在阿里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当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这些茶叶传入藏地最早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时期通过西域"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