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历时间度量单位折射出的文化观

文章通过藏历“息”“太阴日”“劫”三个时间单位和相应的生命周期,讨论东方共享的文化观。对比分析“息”与“漏刻”“漏分”的时间结构,认为藏历的时间划分不仅源自印度天文学概念,且与巴比伦天文概念、时间结构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共享性。从小周期到大周期的时间结构,呈现了一种东方文化的底层性。宇宙是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存在,大宇宙与小宇宙存在生命体征的高度契合性。在大小宇宙相似性观念之下,呈现出明显的上与下、天与人、白天与黑夜、太阳日与太阴日、白分与黑分、前分与后分等二元对立统一的结构特征。印度“时”的数值、藏历时轮历中各种非人的生命周期,实则是上元积年在天文学层面或意义层面的表征,是历法周期的隐喻性再现。

吐蕃王室大寺的两种类型:大昭寺类型与桑耶寺类型

在调查西藏自治区拉萨地区和山南地区的佛寺时,宿白分别记述并研究了大昭寺和桑耶寺这2座吐蕃时期最为重要的佛教寺院。2座寺院形制迥异,其中前者以僧房为主,后者以佛堂为主,虽然都源自印度,但反映了吐蕃时期佛教寺院的不同设计理念。尤其是桑耶寺类型不仅在吐蕃时期成为王室佛寺的范本,而且影响到后弘期以至于更晚时代的佛寺形制。

《吐蕃大事纪年》中的“btsan mo”称号考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8、IOL TibJ 750、B.M.Or8212(187)中,关于姻亲女性称谓词存在四类不同词汇,分别是“■”“■”“■”“■”。文章基于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实例,对四种称谓词进行了统计与分类。重点从吐蕃政治语言■(赞蒙)的属性与概念着手,从语文学角度分析了《吐蕃大事纪年》载及8位具■头衔者的身份用法,归纳■称谓的语用和实际意涵。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初步认为《纪年》所载■是指吐蕃政治联姻中具特殊政治贡献的王室女性,即吐蕃外嫁公主和赞普所娶外域公主之尊称。该称号的使用时间跨度为吐蕃政权建立初期至鼎盛前夕,反映了其与吐蕃政治联姻之间的紧密关系。

《吐蕃大事纪年》中“mkhos”之考析

目前,学界对《吐蕃大事纪年》(Pel.tib.1288+IOD Tib J.750+Or.8212/187)所载“mkhos”之解读各不相同,未能取得一致性的认识。并与佛教后弘期史籍中的“khod”或“khos”之关系也未见有专文探讨。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研究基础上,从藏文的语音演变规律出发、通过汉藏史料之对比,联系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历史语境,对“mkhos”一词之本义和引申义进行辨析。指出其本义为聚集、会聚,继而提出《吐蕃大事纪年》所载“mkhos”字应释为吐蕃议事会中制定的法令和商议的决策;其中“mkhos bshams”专指设定军政体制和法规,而“mkhos bgyis”与执行军事指令和决议相关。另外,,“brog mkhos”与“brogsoggi mkhos”又指划分草场或划定行政区域。然后,通过文献对比,推断《第吴宗教源流》与《贤者喜宴》中设置吐蕃六法的故事,其史源可以追溯之《吐蕃大事纪年》载虎年(公元654年)噶尔·东赞等人决定立大法一事。从而看出《第吾宗教源流》所载吐蕃法从内容结构和叙述言辞上比较接近噶尔·东赞等人制定的大法,而《贤者喜宴》之六大法有较多改动,受后者影响,16世纪之后的藏族史学界坚持认为松赞干布时期创立了整齐而次序分明的“吐蕃六法”,且该观点一直沿袭至今。

来自藏地的讯息:民国报刊中的“吐蕃”

民国报刊涵盖了吐蕃研究中民事、行政、音义、图像等诸多文献,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展现了当时的研究情况。针对民国时期报刊中对吐蕃的研究,当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存不足。本文分别从报刊、作者、学术史等维度归纳民国报刊中所涉吐蕃的学术论文、科普文章、图像资料三类刊文。以此为基础,不仅对现今吐蕃文献的保护和使用极具意义,同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定民族内部关系等方面将产生积极作用。

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初探

藏族自青藏高原上兴起之后,便开始了其四方征伐的历史。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吐蕃政权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这就是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体现的是古代藏民族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可以说是藏民族智慧的结晶。迄今为止,对吐蕃政权传统军事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文章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藏族传统天文历算中的二十八宿体系研究

文章以藏族天文历算对于恒星的认识程度为着眼点,以藏族天文历算中的物候历谚语、《虎耳譬喻经》(藏文版)、《白琉璃论》等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命名、观测与研究三个方面收集并整理了藏族天文历算中二十八宿体系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文章认为时轮历思想传入之前,藏族天文历算中已经有了对二十八宿的系统命名和对某些星宿的初步观测,但是对二十八宿的系统研究始于公元9世纪印度佛经《虎耳譬喻经》传入西藏地区后才兴起的。

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

文章指出，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中的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从吐蕃时代到明、清之际，藏族历史上每一大发展和大转折的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其最为开放的时期。文章还对藏族历史开放之阶段性、特点及促成开放的原因等做了进一步讨论。

藏族喜用纵横图

由汉地传入西藏的“三阶纵横图” ,现大量保存于西藏的唐卡、壁画中 ,其在西藏经过历代研究 ,不仅加以了大量变化 ,且对西藏的天文、历算、医学、数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空间。

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的形成与发展

藏族传统天文历算学是以原始的西藏天文学——物候历为基础,印度时轮历为主体,五行运算和时宪历以及周边其他地区历法为补充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研究的是日月星辰等基本天体在宇宙中的分布、运行和宇宙的结构和发展变化。文章以时间为序,梳理了西藏传统天文历算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其发展演变过程。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

吐蕃王朝是中古时期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政权,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区域相毗邻,所以吐蕃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尤其是从南亚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唐代中原文化吸取了大量养分,形成独具特色的吐蕃文化面貌。但是,吐蕃文化色彩的丰富多元并不能掩蔽其"底色"的坚稳性。吐蕃民族在哲学、宗教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最具时代特征的要素,都与唐代中央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吐蕃王朝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从上层精英还是到下层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代文化为时尚,通过一次次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整合,形成了吐蕃思想文化的根基与"底色"。敦煌文献中所见汉地儒学思想的影响、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关系、汉地阴阳风水输入吐蕃及其产生的影响,成为吐蕃文化"底色"形成及其表征的三个重要维度,清晰地呈现出吐蕃文化最为核心层理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

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

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麓相继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其中有三处造像地点都明确记载了造像的组织者为吐蕃高僧益西央(ye-shes-dbyang),这是我们理解这批新发现考古材料关键性的线索之一。文章通过对三处造像题记的解读并结合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探讨吐蕃高僧益西央的生平事迹,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产生的时代与宗教背景。

浅谈藏族历算领域中的汉藏文化交流

藏族天文历算既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藏族传统文化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天文历算是小五明中算学的一部分。文章主要论述了藏族天文历算中五行、八卦、干支与十二生肖纪年法、二十七宿与十二宫、九九乘法口诀表等,分析了汉族古代历法对藏族天文历算发展的影响。

凉州遗存藏文古籍考略

文章在实地参与初步整理凉州遗存藏文古籍所获得第一手资料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这批藏文古籍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发现与初步整理过程、主要内容、若干特征稽考、价值评价等进行了介绍和论述。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

西藏西部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当中,丝绸与茶的遗物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经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与方法,初步确认在阿里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当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这些茶叶传入藏地最早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时期通过西域"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尔苏藏族日历研究

尔苏日历是一种用符号表示七曜日期和吉凶日子的日历,这种日历与苯教的《昴宿星历》一致,除七曜外,其余均为选择办理红白喜事、建房、买卖等日子的符号,是《昴宿星历》的简易版。

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了唐朝和宋元时期的汉藏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认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经济繁荣,民户兴旺,文化发达,学术空气浓厚,这对于曾经占领此地的吐蕃人必然产生影响,尤其在历史学方面,汉藏民族之间存在长期的互相交流,吐蕃的史学家在学习和吸收了汉族的史学文化基础上,最终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传统。

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研究——对人类文明演化路径及影响因素的思考

苏毗人是青藏高原上很早就存在的人类群体之一系。苏毗人与吐蕃人早在7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着联系。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苏毗、象雄三大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完成了西藏高原上三大群落人群的历史性融合。吐蕃人用武力征服了苏毗人,但两者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却一直持续未有间断,最终苏毗人还是融入了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之中。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所反映的文明演化路径是:地域上迁徙与交流——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融——政治上的征服与融合并渐趋统一的发展脉络,其历史演化进程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各个要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