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宋代西北吐蕃联姻问题探析

两宋时期,西北吐蕃势微,部众四散。为求生存,吐蕃各部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亦注意用联姻等方式来强化彼此以及与西夏、辽以及回鹘等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西北吐蕃的联姻关系,前期主要以六谷联盟内诸部为主,后期则主要围绕唃厮啰家族展开。可以说,联姻对西北吐蕃政权的巩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简析吐蕃王朝初期经济发展形态

文章以现有考古发现及藏文史料为依据,从考古发掘的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并以珍贵史料为佐证,简要分析了吐蕃王朝初期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

唐贞元年间点苍山盟誓的几个问题

贞元十年,南诏与唐盟誓于洱海边的点苍山,双方关系的恢复由此得到正式确定。点苍山盟誓不仅是南诏与唐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盟誓之后,南诏、唐、吐蕃三方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分析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对盟誓提出者、南诏最高首领异牟寻是否参加了此次盟誓、崔佐参加盟誓的身份、地点选择在点苍山的原因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南诏与唐对此次盟誓均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试析松赞干布时期的法律

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在松赞干布时期颁布,该法包括六大部分,分别是"以万当十万之法"、"十万金顶具鹿法"、"王朝准则法"、"扼要决断法"、"权威判决法"和"内库家法"。文章结合相关藏族历史资料对该法的内容、特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隋书·附国传》与早期吐蕃史相关问题

尽管《隋书》为唐初史官魏徵等人撰修,但《附国传》的史料却并非出自魏徵等人之手,而是出自隋裴矩《西域图记》,因之史官及后世学者多没意识到附国即吐蕃;《北史·附国传》与《新唐书·附国传》均是对《隋书·附国传》的继承或删节;附国之名并非真正的国名,而仅是一种俗称。“吐蕃”一词的发音应该是吐蕃人在原来称号的基础上,附会或因赐姓而自称“秃发”或“拓跋”而来;隋唐之际,客观上给吐蕃的兼并战提供了绝佳机会,期间吐蕃因忙于内部的兼并战争或赞普易代而汉籍无闻。但贞观八年前后的唐蕃互动,正如同大业四年、五年的隋与附国的互动一样,为该时期唐朝为攻灭吐谷浑而与吐蕃的呼应结盟。

凉州会谈与蒙藏关系的奠基

公元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驻守西凉的汗王阔端汗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谈,双方商定了吐蕃全境归属蒙古统治的具体条件,发表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从此,蒙古汗国在吐蕃派官设治,奠定了西藏归于蒙元帝国统治的基础。

敦煌古藏文《驯马经》中的驯马技术研究

敦煌文书中古藏文《驯马经》是古代世界珍稀的畜牧兽医文献之一,记载古代吐蕃人的独到驯马手段和丰富经验。他们视马体质强弱循序渐进地训练,根据马身体的反应来调整运动量;驯前有准备活动,驯后有整理运动;还采取措施增大马的胆量,注意马的饮食、调整膘情等。这些措施十分符合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原理,显示了古代吐蕃人在畜牧业上的聪明才智。

古代西藏史研究概述

《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是山口瑞凤所著的关于古代西藏史的藏文史料论著,介绍了自19世上半叶至20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西藏古代史研究概况,并详细论述了各个时期、各个论著的特点与史料价值。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泥婆罗门”疏证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

论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关系——从年号变迁的视角

南诏年号的变迁有其独特演变脉络,受唐与吐蕃影响深刻。通过考察,其第一个年号"赞普钟"受吐蕃影响产生,此后南诏就一直自建年号。从贞元会盟直到世隆叛唐,尽管南诏对外"奉唐正朔",受用唐历,但对内一直使用自建年号。南诏年号的变迁可谓是与唐、吐蕃关系的"晴雨表"。以吐蕃年号纪年、自建年号纪年到公开称帝建元,与南诏由唐朝封王、到与吐蕃相约称帝、对外奉唐但对内称帝、直接公开称帝的政治地位变迁一一对应。同时也可看出,"唐诏关系"一直是南诏与唐和吐蕃三者关系的主流。

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2012~2014年,对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开展发掘。故如甲木墓地为竖穴土坑墓葬群,曲踏墓地属洞室墓群,墓葬形制完整,文化内涵丰富。两处墓地的发掘,对于建立西藏西部考古学文化体系、推进西藏早期文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与发掘

列山墓地位于西藏林芝地区朗县金东乡列村东北约1．5公里的列山南坡，海拔3200米，地理坐标为东经93°6′，北纬29°4′。金东曲自东向西流经墓地南缘，在6公里外注入雅鲁藏布江。墓地面积约80万平方米，已发现不同规模和形制的墓葬213座以上，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墓葬191座、

吐蕃“尚”、“论”与“尚论”考释──吐蕃的社会身份分类与官僚集团的衔称

吐蕃王朝为区别出任官员的贵族身份,采用"zhang"(尚)及"blon"(论)二种名词予以界定。对于"zhang"、"blon"二名词的意义,所指涉者为何?以及文献上经常将"zhang blon"联用,而以"zhang lon"(尚论)形式呈现,因而造成了汉史料以及学界对"zhang"、"blon"乃至"zhang lon"的解释与说明与古藏文文献所呈现者有所歧异。对"zhang"、"blon"乃至"zhang lon"等名词的理解,事关吐蕃社会身份的分类,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内涵与发展,含混不得。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厘清"尚"、"论"与"尚论"的意义。

论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高原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以古代中国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往的各条道路或路网。长期以来,在有关丝绸之路的讨论中,地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按照人们一般的认识,这是由于其地处高寒雪域,自然环境险恶,人烟稀少,古往今来皆被视为"畏途",因此在传统的汉、藏历史文献记载中对此几乎完全失语。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事实上从史前时代开始,青藏高原上的先民们便已经开始与外界发生各种形式的交流与交往;至迟到汉晋时代,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已经拓展出重要的高原支线;唐代吐蕃王朝时期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张,形成面向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较为稳定的交通干线和路网——这就是本文所论的"高原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其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仅将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中国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联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起到了将我国西部疆域和民族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无可替代的纽带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

公元7~9世纪,河西和陇右地区成为唐朝和吐蕃争夺的最重要前沿阵地,频繁的战乱导致这一区域经济衰退和人口外迁。到了唐后期,吐蕃内乱更使当地人口锐减,致使“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1]。吐蕃首领论恐热大肆夺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八州,并屠杀当地居民,焚其室庐,以至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2]。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加之任职河西的唐朝官吏死后通常要归葬两京或其故里[3],河陇地区在唐蕃统治的二百多年间,留存下来的墓葬极为有限;尤其是在武威以西地区,仅发现零星的唐墓。这与河西走廊汉晋十六国时期庞大的墓葬数量形成鲜明对比。吐蕃统治时期的遗存,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佛教石窟中的壁画、雕塑[4],墓葬则较为稀见。

西藏琼结县青瓦达孜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青瓦达孜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琼结县城北面的青瓦达孜山上，东南面山下为巴雄曲，隔河与藏王陵相对，为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最低处碉堡中部的地理坐标为东经91°40’49．15”、北纬29°1’49．36”，海拔高程为3855米（图一；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