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 AND SILVER WINGED GODS FROM THE TUBO PERIOD

Ethnic people living on the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Tubo period have been well-known as not only strong and brave on horses,but they were also an ethnic group enriched with powerful creativity and rich imagination.From Tubo’s cultural art,we can observe a large amount of extremely fine artifacts.For instance,among

吐蕃王室大寺的两种类型:大昭寺类型与桑耶寺类型

在调查西藏自治区拉萨地区和山南地区的佛寺时,宿白分别记述并研究了大昭寺和桑耶寺这2座吐蕃时期最为重要的佛教寺院。2座寺院形制迥异,其中前者以僧房为主,后者以佛堂为主,虽然都源自印度,但反映了吐蕃时期佛教寺院的不同设计理念。尤其是桑耶寺类型不仅在吐蕃时期成为王室佛寺的范本,而且影响到后弘期以至于更晚时代的佛寺形制。

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2021~2022年发掘简报

202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对西藏自治区曲水县温江多遗址核心区西南角和东北角的两座佛塔、西部的龟趺基址及中部的吾香拉康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初步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温江多遗址先后作为吐蕃宫殿、吐蕃王室寺院及卫藏地区重要宗教活动场所的历史沿革。遗址出土了大量吐蕃时期的琉璃质砖瓦建筑材料,是研究吐蕃高等级建筑结构与工艺的珍贵材料,也为深入研究吐蕃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地区的交流与联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所载尼僧多为法律尼的原因初探

纵观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留存下来的敦煌文献,关于尼僧的记载并不算多,而这些留下印记的尼僧多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法律。文章对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中记载的法律尼作了初步梳理,对法律这一僧官的具体事职进行了分类探析,从而得出了这些尼僧多担任法律这一僧官的原因:大族背景的助力、法律一职的冗滥及女性自身的努力。

吐蕃时期“六觉士”详考

公元八世纪,吐蕃的佛经翻译和编篡,藏传佛教相关戒律制度的产生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特点。而此时,作为吐蕃本土第一批出家僧人“六觉士”的出现,更是奠定了佛教在吐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拔协》等早期文献史料对“六觉士”的记载出人较大,包括以“觉士”来命名的缘由和“觉士”团的实际人数等众说纷,迄无定论。在甄别和比较正统史料的基础上,追溯“觉士”团成员背景,试图确定实际人数和对后期产生的影响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吐蕃时期“八大书法家”之说的文献依据及相关问题初探

藏文字产生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随着文字的厘定及改革,不断完善和规范其书写形式,最终形成了乌金和乌梅两大书法体系。通过对现存吐蕃王室的文告、碑文、摩崖石刻、钟铭以及佛经典籍文献等古藏文文献书写形式和字体的研究,吐蕃时期“八大书法家”(八大乌金体)之说缺乏实物证据和信史依据,是后人虚构所为。在此基础上,挖掘藏文史料及书法理论为主的文献,探究了这一说法产生的文献来源,提出该说法是13世纪之后随着藏文史书及书法理论规范化而慢慢产生的,是后期藏族学者及书法家为书法理论的完善和美化而杜撰的一种之说。

从近年新见吐蕃金银器看青藏高原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一批精美的吐蕃时期金银制品陆续被发现。这些吐蕃金银器虽然形制、风格各异,但大都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窥见来自西藏本土、中原唐王朝、北方草原地区和青海吐谷浑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融,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与其周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真实写照,为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了考古学实证资料。

略论吐蕃时期的王田

在学界上,对“rje zhing”一词解释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有些解释较为离奇,况且对此进行较为全面深入之研究成果稀少。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敦煌和新疆等地出土的吐蕃社会经济写卷和简、西藏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文、古汉文史籍中的相关吐蕃史料、藏文传世文献史籍和佛教史等文献资料,并借助历代藏文训话和正字法等文献资料,在较为准确地理解藏文古语词前提条件下,以土地所有制基础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学、文献学、训话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吐蕃时期王田的本义、引申义、性质、面积单位、经营方式、税率及其量具做了分析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吐蕃时期土地所有制形式将会起到促进作用。

吐蕃时期历代赞普陵墓数量及其名称探析

陵墓是历史的反映,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俗和文化。对吐蕃历代赞普的陵墓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勾勒藏族古代丧葬习俗和历史轮廓。依据藏文古籍文献记载及现有研究成果,在系统梳理吐蕃时期44位赞普陵墓的数量及其名称时,发现其中天座七王、地贤六王和德字八王等21位赞普未立墓建陵。另外23座陵墓中有7座未命名或名称不详,其余16座赞普的陵墓名称在藏文古籍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些陵墓名称的命名方式主要是通过墓主赞普生前的名讳、去世后所建陵墓的性质、选址、随葬品的多少、陵墓外部格局、内部结构及装饰颜色等特征来命名的。

后吐蕃时期没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考

吐蕃王朝灭亡后的政治纷争和地方割据中,没卢氏家族坚定拥护吐蕃赞普后裔墀奥松一方,与韦氏、聂氏等为首的氏族之间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较量。墀奥松之后裔—吉德尼玛衮在阿里地区的拓疆建政也离不开没卢氏家族的支持。因此,阿里一带也成为该家族的主要分布地之一。此外,依据吐蕃时期的碑铭文献和祈愿文书的一般特点来判断,没卢墀赞扎贡波嘉所立普兰观音碑的年代应断定为公元11世纪左右。

来自藏地的讯息:民国报刊中的“吐蕃”

民国报刊涵盖了吐蕃研究中民事、行政、音义、图像等诸多文献,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展现了当时的研究情况。针对民国时期报刊中对吐蕃的研究,当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存不足。本文分别从报刊、作者、学术史等维度归纳民国报刊中所涉吐蕃的学术论文、科普文章、图像资料三类刊文。以此为基础,不仅对现今吐蕃文献的保护和使用极具意义,同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定民族内部关系等方面将产生积极作用。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空间。

金银器上的吐蕃宝马与骑士形象

文章研究了近年来流传于海外的两件吐蕃金银器上宝马与骑士图像,再现了吐蕃时期美术中马的形象和吐蕃武士的形象塑造,并对其中若干细节如马蹬、马尾装饰等与同时期的西域和内地美术作品进行了比较,将其置于欧亚草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进行了考察。

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说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触会导致语言接触。七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逐渐增多,藏汉族接触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民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中发生了接触。根据藏汉历史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主要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藏汉接触在唐蕃频繁的交往中使得两种语言得以有效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各种交流,推动了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东西方文明古国与吐蕃的早期接触中吐火罗的作用及其影响

文章通过藏汉文献资料比较研究来梳理藏文史料中吐火罗概念与吐火罗的历史地理方位的记述,探寻吐火罗地区与藏族地区间存在的相同相似风俗习惯。在此基础上,通过引证西方藏学家考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的早期在印度北部沙漠中淘金的印度人(Indians)即“藏族人”,藏汉史料里中原汉地高僧、使者在丝绸之路上通过吐火罗等地往来于西藏的记载,以及藏文史书内关于藏族上古时期对于周边主要文明古国认知的大略记述,认为前吐蕃王朝时期东西方文明古国通过吐火罗等地对藏民族有所认知,并存在文化往来。

拉萨古城城址选择刍议

拉萨是以藏传佛教文化著称的高原圣地名城,其城址的确立基本是在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完成的。拉萨古城城址的选择,是由包括自然环境、军事战略、政治优势、经济基础、文化条件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唃厮啰政权和藏传佛教后弘期

本文从藏传佛教“后弘期”何以在宗喀发端和“后弘期”的印记两个方面出发,对宗喀吐蕃政权怎样利用藏传佛教统一、凝聚民族意志,从而达到兴兵割据,立国称雄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吐蕃石狮及其造型艺术特征

近年在西藏拉孜扎西岗、墨竹工卡切卡寺先后发现雌雄石狮各一对,新发现的两对石狮雕刻简单、造型独特,与拉孜查木钦墓地M1石狮年代相近,约在吐蕃晚期或稍晚时期。石狮作为吐蕃陵园建筑的一部分,是受到中原唐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其艺术源流当也来源于此。吐蕃晚期石狮与吐蕃早中期石狮形象差异较大,或是吐蕃晚期社会经济衰退的反映,或是吐蕃石狮造像艺术完成本土化的反映。

浅谈吐蕃时期的历史古迹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吐蕃时期的历史古迹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其中主要包括宫殿建筑古迹、宗教建筑古迹、墓葬建筑古迹、石碑铭刻古迹、历史文献古迹资源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了解和认识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文化资源十分必要,尤其是探讨其内在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研究吐蕃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文化、佛经翻译、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试论《目连救母变文》与《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的关系

中晚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各种佛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盂兰盆会就是其中大众性佛事活动之一,此间僧人在寺院说唱《目连救母变文》,使这一故事广为流播。在此情形之下,敦煌的僧人、迁移到敦煌的吐蕃人以及在敦煌的吐蕃统治者有可能将这一故事带到藏地,从而对《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等故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