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朝前期对吐蕃实行弹性防御的政治军事原因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发展壮大后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威胁到唐朝的西北国防安全。咸亨元年唐朝与吐蕃交恶,唐朝一开始采用进攻战略,但唐军在大非川与青海之战失败之后,面对西北国防线上步步紧逼的吐蕃政权,随后采取了弹性防御的战略。咸亨元年到天宝十三年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的政治军事原因是多样的,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对吐蕃的军事外交失败使得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内乱影响着唐朝在陇右道实施弹性防御战略;均田制瓦解带来的兵制改革为唐玄宗时期实行弹性防御战略提供战力支撑,同时唐玄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为实现兵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青海都兰吐蕃瓣窠含绶鸟织锦装饰风格新探

青海都兰地区曾出土一批以瓣窠作为骨架的中亚织锦,独特的图案骨架风格受到吐蕃统治阶级的推崇。以瓣窠作为骨架的中亚织锦在国内外均有遗存,但青海都兰地区出土的瓣窠骨架较之不同,其吸收了唐代宝相花中“云曲瓣”的瓣形和“花叶相叠”的构图形式,是带有中原本土文化色彩的瓣窠中亚锦。然究其原因,青海地区的瓣窠新样除了受唐花卉图案的影响外,还应与吐蕃信仰和佛教弘传有关,这朵外来之花来到高原殿堂成为一朵佛教圣花——莲花。这一形象的转变不仅见证了吐蕃、中亚诸国、唐王朝三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更体现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与活跃度。

粟特人与青海道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以善于经商著称、并主要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商业民族之一。近年来 ,随着安伽墓、虞弘墓、史君墓等一批粟特人墓葬在中原一带的考古发现 ,引起学术界对粟特人来华活动路线、居住范围、文化传播及影响等若干问题的热烈讨论。然而 ,粟特人的足迹是否踏上了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是否到达过中国的西南边疆 ?这些问题却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通过文献与新出考古材料的分析 ,认为汉唐时代粟特人不仅已经活动在青藏高原 ,而且通过具有重要交通意义的“青海道” ,与中国西南地区很早便有可能产生了商贸交往 ,拓展了对粟特人活动范围及路线的认识。

康太和墓志与唐蕃道路等相关问题考

敦煌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的作者康太和,传世文献鲜有记载。其人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康太和的生平与开元、天宝年间唐蕃陇右战局,以及更好地理解有关敦煌文书大有裨益;许多史事志文与文书可相互补充和印证,康太和一生迁转频繁,志文对研究府兵制及有关折冲府多有帮助;天宝五载,皇甫惟明因不能夺取石堡城及陇右败绩而遭贬,作为皇甫惟明副手的康太和也是同样受到牵连,受了惩处而调离,直至天宝十二载去世,职位再无升迁;志文关于洮州赤岭戍的明确记载,具有补正史书之讹的重要作用,不仅为赤岭石堡城在洮州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确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陇右段石堡城以下多个地名的方位提供了新坐标。

唐蕃古道新探——《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与路线考

日本学者佐藤长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中段黄河源至拉萨的走向为玉树至唐古拉山口藏北路线,然而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一线段没有发现吐蕃时期遗迹,这就与目前在康藏地区陆续发现丰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遗迹这一事实产生冲突。结合清末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考察文献中新见康藏地名资料以及对清代康藏地理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新唐书·地理志》黄河源至拉萨方向的根本走向进行重新考证就显得十分必要。经再考这一路线应该是:黄河源-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甘孜县-理塘县-巴塘县-昌都察雅县香堆镇-八宿县郭庆乡-洛隆县马利镇(嘉玉桥)-洛隆县康沙镇。由此结果进一步发现,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多弥国国都就在甘孜,元明时期形成的朵堆、多康、安多地理概念皆为这一地区地名吐蕃化的结果,唐蕃古道上的苏毗国与白兰国的位置依据多弥国位置的研究结果可定为今理塘与阿坝马尔康。

一带一路背景下玉树通天河流域车辆岩画研究

车辆岩画是世界岩画中的一种重要题材,是人类早期交通状况的直接反映。在玉树通天河流域发现的岩画中,车辆图像占有重要位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玉树通天河流域的车辆岩画,对于探索青藏高原早期的交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图像学的风格分析认为,玉树通天河流域的车辆岩画至少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无挽畜车辆岩画,其年代约为殷商时期;第二期为对称性车辆岩画,其时间横跨西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期为侧视性车辆岩画,大致年代为秦汉时期。通过与周边岩画点中车辆图像的比较发现,青藏高原早期的交通呈现出∞字形,为以后的藏北羌塘草原路线、丝绸之路青海道以及唐蕃古道青海段奠定了基础。车辆进入青藏高原至少有三个方向:藏北文部地区的车辆可能是由西藏西部的中亚地区传入的;青海环青海湖地区的车辆可能是由北方草原地区传入;玉树通天河流域的部分车辆可能是随古代部落的迁徙从"藏彝走廊"地区传入。

吐蕃通往勃律、罽宾之道略考

吐蕃王朝兴起之后,勃律道和罽宾道成为其往西北方向开拓的两条重要通道,通过这两条道路,吐蕃向西可达中亚、西亚、欧洲,向南可到达南亚,向北可达西域。对吐蕃而言,这两条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蕃古道探析

唐蕃古道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点对唐蕃古道的唐蕃段、蕃尼段的形成原因及其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意义进行重新探讨。唐蕃古道的唐蕃段并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在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后才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这条道路在汉藏关系紧张时期同样是两国使者和后勤保障部队的主要通道,在大部分时间也是畅通的。蕃尼段在中印、藏印文化交流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条道路对于吐蕃王国的重要意绝不亚于在中印文化史上的意义。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空间。

文物考古所见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

古代青海虽然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但却是中国西部与外界交通的重要结点。自远古以来,以青海为依托形成的对外交通路线源远流长,而且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之一。唐代以来随着吐蕃势力的扩张,亚洲腹地的陆路交通经青海一线形成"五路中心"的重要格局,对中古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这些不仅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诸多线索,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也以实物资料佐证了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间密切的联系。

高原丝绸之路吐蕃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考古史实与藏汉文献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吐蕃之前乃至上古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已经存在。高原丝绸之路连接了吐蕃体育文化交流的通道,吐蕃在与中原地区和周邻地区的文化交融发展过程中,不仅凝结形成了古代吐蕃文明,也推进了吐蕃体育文化向多样化发展,且有着显著的古丝绸之路特征。研究高原丝绸之路上吐蕃体育文化交流,对挖掘高原丝绸之路体育文化遗产,拓展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影响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升西藏文化软实力,均具有积极意义。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

西藏西部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当中,丝绸与茶的遗物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经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与方法,初步确认在阿里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当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这些茶叶传入藏地最早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时期通过西域"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西藏古代“敢国”考

唐朝道宣《释迦方志》中提及从中原赴天竺“东道”路线途经的“敢国”,历史上确有其地,这个地方应是苏毗王的家臣( )“敢氏”的领地,而非“康巴、康区”的“康”( )。不排除“敢国”是“敢氏”作为苏毗小王的领地。吐蕃政权不会承认“敢氏”领地的小邦地位,加之后来苏毗的吐蕃化演变,所以除了《释迦方志》,其他汉、藏史籍都没有提及“敢国”的。“敢国”的地望基本上应在苏毗中心的南部,即今那曲牧区到今当雄草原地带(羊八井以北),不排除抵近拉萨河流域一带。

新疆米兰遗址吐蕃时期的植物遗存

米兰遗址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若羌县,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南道上的重要遗址之一,延续年代可从吐蕃占领时期上溯至汉朝。遗址群内包含佛寺、屯田、灌溉水利设施、烽燧、戍堡以及城址等15处单体遗迹。201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米兰遗址再次发掘,其中戍堡内出土了一批植物遗存,年代在距今1200年左右,包括黍、粟、青稞、小麦、桃、稗子、小獐毛和苦豆子等8种。结合植物鉴定和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吐蕃占领时期的米兰地区微环境较今天更为湿润,米兰戍堡的守卫者有一定的屯垦行为。除栽培谷物外,此地还有一定规模的桃树栽培。

论吐蕃在唐西域的活动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

吐蕃自开皇二十年(600年)崛起于青藏高原以后,积极向外扩张。其对唐西域的征伐几乎与吐蕃帝国的兴衰相始终,对丝绸之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文章认为,吐蕃在唐西域的活动,阻隔了中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但客观上也有利于丝绸之路的拓展。

简论吐蕃与世界四大文明体系之交流

青藏高原作为我国的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不仅战略地位特殊,而且位于世界三大文化区域的交界之处,北邻新疆,南靠印度,自古与中原往来密切,是古代世界几大文化体系相互交流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吐蕃崛起后,即公元七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民族走廊、唐蕃古道、麝香之路等文化传播的途径。文章主要对吐蕃在四大文化体系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了论述。

唐代入竺求法僧与吐蕃泥婆罗道

公元7世纪初,随着吐蕃王朝的兴起和对外交往,吐蕃与唐朝和泥婆罗(尼泊尔)开启友好新篇章,唐朝经吐蕃、泥婆罗至天竺的新通道——吐蕃泥婆罗道得以畅通,在唐初作为中西主要交通通道而兴盛一时。除官方使节外,僧侣也是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群体,因吐蕃泥婆道“近而少险阻”的优势,唐初循吐蕃泥婆罗道入竺求法僧侣众多,但据唐初入竺求法僧人记载,此通道亦非常艰险,不少僧侣卒于此通道,据研究或因高原病所致。以往研究者认为,吐蕃道因唐蕃关系破裂而受阻不通,而据唐后期至宋初经行吐蕃泥婆罗道的入竺求法僧情况来看,虽然作为中西交流官方通道的作用下降,唐末至宋初此通道民间依旧在利用通行,是中西官方通道的重要补充,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

吐蕃文物曾通过不同途径流散于海外,主要包括金银器与织锦。从中反映出吐蕃作为七世纪以来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强大政治集团与唐、粟特、萨珊波斯等都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并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金银器制作风格;以对兽纹为主题的织锦是吐蕃人最为喜好的"番锦"之一,有可能为粟特锦,也有可能为包含粟特锦、波斯锦等中亚风格在内的"胡锦"。吐蕃银器上的纹饰更是多见于吐善时期的装饰性图案当中,并且影响到以后的藏族艺术。

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

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其中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六大考古发现"的青海省海西州泉沟一号墓和因都兰"3·15"盗掘古墓葬案而启动发掘的青海省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墓两处吐蕃时代墓葬最为引人注目。这两处墓地同时也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发现。本文对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加以评述,揭示其对于我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两处墓地的主要发现表现在墓葬的地面墓园布局、墓葬结构与形制、壁画墓和漆棺的出土以及黄金制作的冠饰、镶嵌绿松石的鋬指杯等遗物的出土等关键性要素上,从中可以观察到吐蕃丧葬制度和习俗在青海地区的流行与变迁,也反映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丝绸之路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为吐蕃时代考古与吐蕃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海外藏对鹿纹挂锦所见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

2019年7月3日至10月22日在敦煌莫高窟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中有两件罕见、织造工艺极高的大幅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第一件为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第二件系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所藏。这两件挂锦主要为装饰吐蕃赞普以及吐蕃贵族的行帐所用。笔者认为,两件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产地在中亚,而非敦煌等地,并推测其产地极有可能就是中亚粟特布哈拉(安国)附近的赞丹尼村落。这两件挂锦既保持了联珠纹团窠、对鹿颈项上有飘扬绶带这一萨珊波斯风格,又吸纳了多见于敦煌唐代壁画中的卷草纹、宝相花等样式,两件挂锦既符合敦煌文书中记载的"番锦"的特点,又与"赞丹尼奇"的风格特征完全吻合,很有可能敦煌文书中之"番锦"就是粟特之"赞丹尼奇"。吐蕃时期青藏高原的许多文物,既有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来自于中亚、西亚的文化遗痕,这都充分展示出吐蕃时期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交融频繁这一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