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戎、吐蕃、羊同之汉藏对音新讨论

羌、戎(尤其西戎)、吐蕃、羊同等是汉语古代文献中指称青藏高原和西北一带古族群名或古国名的词语。前辈学者们从藏语藏缅语乃至古代羊同语等民族语言出发考察这些族群名和国名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同时也有不少存疑的地方。国内外学界在研究汉语“吐蕃”一词的来源、古藏文对音方面发表的论文达数十篇。除主张“吐蕃”直接来自藏语,也有来自其他民族,或来自藏语又通过其他民族为中介说等,迄今难有定论。尤其是要妥帖解释“吐蕃”的“吐”字也颇为不易。另外,汉语“蕃”字本身,中古读入声韵还是阳声韵等也有不少争议。这些族群名和国名的民族语“本字”问题,首先是民族语与汉语,尤其是汉藏古音对音,亦即属于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问题。本文利用学界关于汉语上古音和古藏语语音的研究为基础,梳理前贤相关对音和本字研究成果,并尝试提出新的思考。与流行观点不同,本文认为汉语“吐蕃”与古今藏族自称的■(bod)和藏族本土宗教■(bon)无关,论证“吐蕃”在古藏语中应为■(dbon),即侄甥国;而“羊同”即■(zhang zhung)是舅父国,两者是相互联姻的“甥舅”国关系。论证上古汉语的“羌”古藏语应为5(sgang),戎古藏语应为■(rong)或■(lung),羌、戎为高岗与谷地,亦即牧人部落与农人部落的关系。

“吐蕃”:读tǔbō还是tǔfān

去年,向一位前辈请教藏族史上的一个问题时,说到吐蕃,他读tubo,我读tufan。对我的读音,这位前辈当时并没有纠正,但是看得出,他是不以为然的。后来翻翻几部辞书,“蕃”字的注音竟然也不完全一致:

《南诏德化碑》立碑目的试探

《南诏德化杯》立碑目的是南诏史研究尤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讨论南诏人当时为何要立此碑,应重视此碑所记内容。分析碑文,可以看出所谓南诏立此碑是为了向唐表明背唐投蕃是迫不得已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从碑文所记来看,立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的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

开元至贞元年间唐与南诏关系考略

唐朝天宝年间,由于唐朝的措置失宜,导致南诏投靠吐蕃。但南诏投靠吐蕃,反受其挟制,而德宗年间唐朝势力增强,多次打败吐蕃,加之吐蕃与大食为争夺中亚而进行酷烈战争,吐蕃遭重创而力量大衰,为南诏归附唐朝奠定了基础。

吐蕃、唐朝和战交往及对唐朝的影响

吐蕃是唐朝近两百年中最强劲的对手。吐蕃与唐朝交往可分为三个阶段:弃宗弄赞时代的友好交往、弃宗弄赞卒后的时战时和、吐蕃政权分裂后向唐朝入贡。在弃宗弄赞时期,吐蕃、唐朝和平相处,唐朝的国力和疆域得到迅速发展。弃宗弄赞卒后至吐蕃分裂之前的吐蕃、唐朝争战,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财赋政策、边疆经略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唐朝建国之初国力的迅速发展和强大、府兵制到方镇制的变迁、财赋制度的变迁、唐朝中央集权的由盛而衰及边疆经略的重大变化等,都无不与吐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河南《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考辨

在河南邓州“台湾村”发现的《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记载了清初海峡两岸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通过对该家乘所记史实等内容的考证,证明其并非清同治年间所修,应属现代作品。但是,本文并不否认降清的郑成功所部中有个别祖籍台湾的“土番”兵勇。因此,本文对这一家乘考证的意义不仅在于辨其真伪,而且还在于由此展开了清季海峡两岸人员互动关系的一个新视野。

“目”、“翟”二姓与粟特关系新证——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

"目"、"翟"二姓作为"胡姓"的族属问题,在学术上一直未有定论。本文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基础,通过语言学的比勘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考释,并得出结论认为:此两姓往往是粟特人,从敦煌到吐鲁番,都有他们的记载。相关记载表明,"目"、"翟"二姓从中亚进入华夏边地和内地,从事商贸、医药、工艺、翻译、农业、军事等工作,得到了包容、接纳和认可。他们是中古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