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精神与陕甘宁边防安全载体的构建

南泥湾精神是党的精神谱系重要内容之一,它除了具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内涵外,还具有重要的边防安全作用,具有构建边防安全载体的创新性意义,表现为“屯垦戍守+正确建军思想+经济实力强支撑+练兵备战”等重要价值。在今天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下,对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经济双循环发展和新时代强军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与《大屯契约文书汇编》比较研究

位于安顺西秀区的吉昌屯与大屯村都是典型的屯堡村落,也是“孤岛文化”中的一部分,近年来由孙兆霞教授所带领搜集整理的《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和由吕燕平教授所带领搜集整理的《大屯契约文书汇编》相继出版,为吉昌屯与大屯村的历史活现提供了一抹光彩,也为黔中“屯堡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民间史料。文章就其编排与内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寻找契约文书中的异同,以待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始末

乾隆年间,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天山南北,为戍边,自东北调遣驻防军携眷进驻伊犁,组成“伊犁四营”。其中的索伦营由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组成。他们在今霍尔果斯河两岸屯垦游牧,驻守台站和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边界,御外侮,平内乱,又遭农民起义的冲击。新疆建省后,又恢复其驻防军功能,直至辛亥革命解甲。

厄鲁特营对伊犁地区的经济开发

厄鲁特营是清朝在新疆驻防军的一部分,自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厄鲁特营设置以来,直至1938年营制撤销,历时近200年。该营厄鲁特蒙古军民为西北边防的经济、国防建设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厄鲁特营的屯垦、经营牧厂是清朝在新疆屯垦等经济开发活动的一部分。文章通过探讨厄鲁特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以揭示他们与新疆各族人民一道使新疆的经济从相对落后逐渐走向比较发达的历史过程。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兵团边境团场的旅游开发战略

在分析新疆兵团边境团场的背景和优势的基础上,得出边境团场旅游开发的思路,探讨了边境团场旅游开发对兵团、新疆乃至中国旅游的价值,以及如何开发边境团场特色旅游资源,为更好的推动边境团场经济与旅游业提供战略方案.

汉唐柳中屯田及对当今东疆社会稳定的启示

自汉代以来,柳中就是西域重要的屯田基地,唐代柳中所在西州成为唐朝经略西域的后方基地。此后,至少自清代以来包括哈密、吐鲁番在内的整个东疆是新疆最为安定、经济最为发展的地区之一。柳中是东疆社会的缩影,研究柳中社会稳定与屯田的关系,对于今天维护东疆地区乃至新疆的稳定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有着历史借鉴意义。

浅析清代锡伯族戍边屯垦及其经济意义

乾隆年间,清廷统一新疆后,吸取前代在西域屯垦的经验,从内地调兵戍边屯垦。驻盛京的八旗锡伯兵因其较高的军事素养居戍边队伍之列。锡伯族军民万里戍边,于新疆屯垦的意义重大。首先,其在极边之地进行军事守卫,维护了边疆安全。其次,锡伯军民屯垦自给,为军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并且修建了驻地农业基础设施,帮助周边民族发展农业生产,将荒凉之地转变为农业发达的地区,促进了边疆经济发展。边疆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边疆开发为边疆安全提供了经济保障,促进了中华经济共同体之区域经济平衡,更利于边疆安全。新疆的锡伯族以戍边屯垦在边疆安全与边疆经济发展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贵州实土卫屯制的实施及其成效

明初在贵州推行实土卫屯制,以军屯为主移民实边,人口和垦田数量呈现规模增长,生产技术水平迅速提升,促进了发展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演变。实土卫屯制的实施促进了贵州土司地区农业经济开发,推动了西南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在贵州开发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代开元年间西域屯垦经济效益探微

唐朝重视经营西域,在一统西域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开发活动,尤以开元年间最为典型。在对西域的屯田规模、产量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开元年间的西域屯田绩效显著,但在粮食供给上尚不能自给自足,仍需和籴以补军用。

青海历代屯田垦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汉代至清朝中期,不同朝代出于不同的政治、军事需要,曾断断续续在青海牧区开展过较大规模的屯田,近代以来则以有组织的"举办垦务""放荒"为主要形式对草原进行垦殖。本文对青海历代屯田、垦殖的史实作简略记述,并简单评价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试论唐代安西的屯田

安西地区的屯田是唐代西域屯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唐军破龟兹的公元648年或稍后,终于安西陷于吐蕃的公元801年,前后历时约一个半世纪,主要分布于库车、新和、沙雅和轮台四县境内。唐代安西地区的屯田,成效显著,产粮能满足安西驻军之需,达到了唐设屯田"供糗粮""省馈运"之目的,为国家节省了军费支出、减轻了财政负担。屯田活动的开展还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安西地区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安西的水利开发、扩大了安西农业开发面积、巩固了李唐中央朝廷在安西的统治地位。

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境内屯田之策研究——以山东、辽东、天津三地为中心

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做出派兵运饷救援朝鲜的决定。其中,明朝境内的山东、辽东、天津三地不仅承担了筹粮转运的重任,而且随着防守驻军兵丁的增多,更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军粮供应的负担,因而明朝有些官员提出了可实施屯田的策略。纵观当时屯田的实施,是在战时军事危机状况下,为缓解粮饷与军费所需,由明廷官员提议与主持,以军队屯田为主的活动,它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仍具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从嘉禾屯田到现代水稻发展

水稻农耕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水稻成为嘉兴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介绍了嘉兴(嘉禾)屯田的历史和作用,屯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军供和民食。简述了嘉兴现代水稻发展的成就及未来粮食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了对策。

明代河洮岷的卫所镇戍、移民屯垦与边地社会

随着西北地区北元和吐蕃势力的渐次归附,明朝在河洮岷地区建立了诸多卫所。东蒙古部落入据西海后,河洮地区卫所除了"防番"外,又增加了"防虏"的任务,堡寨、墩台、边墙等防御工事得以增筑。以卫所为依托,明朝在河洮岷地区立屯设寨,进行垦殖。卫所堡寨的外来移民与当地民众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屯戍文化。同时,卫所的镇戍与屯田也增强了河洮岷边地的多民族杂居局面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光绪时期吉林东部的垦局与地域社会

光绪一朝,面对边疆危机,清廷在边省推行屯垦以巩固边防,这在吉林集中体现在设于其东部的一系列垦局。在制度定位上,垦局作为八旗驻防的延伸,是临时性的农垦机构,在实际经营中,垦局承担招垦、理民、边事交涉等多项职能。在空间分布上,垦局呈链状分布于紧邻国界的河谷平原处。垦局解决了有效的边疆经营机构的有无问题,这也是其存续的关键原因,是否带来财政上的效益则为次要。垦局发展壮大了沿边地带的垦区,进而成为清廷与外国进行边疆经略角力的桥头堡。它们在缓解了特定的边疆治理困局的同时,也为沿边政区的设立和边疆经略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临清卫与运河漕运

明代临清卫地处运河南北交汇咽喉之地,因运河而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保障临清漕运和京师安全,正统十四年(1449)末,明朝建立临清卫。临清卫所演变体现了元明万户府到卫的转变,以及明代卫所在迁并中逐步扩大完善的过程。漕运和屯田是临清卫最主要的两大职能,漕运为根本,屯田为漕运提供保障。明代临清卫的发展与运河漕运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临清卫的兴衰伴随山东运河兴衰的始终。

清代贵州屯田的民地化述论

屯田是清政府解决贵州战时财政问题和战后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有清一代在贵州开垦了大量屯田。同时,随着贵州社会的稳定以及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屯田不断民地化,导致屯田制的衰落和最终被取缔。

汉朝政权对西域民族地区经略的革故鼎新

提到西域和丝绸之路,就不能不提起汉朝,汉朝政权对西域民族地区的经略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成为后世历朝治理的范式。汉朝政权对西域经略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当时国力强大,其次是西域都护管理制度的建立、发展丝路交通、屯田戍边等各种革故鼎新的得力举措。这些举措促成了西域地区各民族对汉朝政权的人心所向,同时也促成了西域民族地区各方面的社会进步,建构了内地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的成功范式。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举措能够形成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灵活创新,也是由于这些举措促进了多民族的互利共赢格局,而加强沟通则直接促进了中央政权对偏远民族地区的管理。这些经验对于现代民族地区的治理仍然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魏晋西域屯田的特点

魏晋时期诸政权在西域的屯田活动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尽管其规模和范围不及两汉,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有所深化和发展,并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具体表现在屯田区域的东移、屯田体制的不断完善、屯田类型的扩大、屯田人员的土著化、河西地位的上升以及屯田区域的一体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