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葬品看呼伦贝尔地区早期拓跋鲜卑中华文化认同

拓跋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它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约在汉末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各地。嘎仙洞遗址和呼伦贝尔境内拓跋鲜卑墓葬能清晰体现早期拓跋鲜卑从起源到不断发展壮大过程及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因素。从考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随葬品特征入手,分类研究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出土随葬品中的轮制陶器、铜镜铜钱、丝织品、漆器等遗存,探索其中蕴涵的中原汉文化因素,探讨早期拓跋鲜卑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认同,对考察古代北方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南部的设立与猗卢时期的拓跋政局

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并未一举实现对原拓跋东、中、西三部的深度整合。南部的设立,在对汉人、乌桓人占相当比重的原中部属众实现集中迁徙和管控的同时,也成为猗卢尝试打破原三部结构的突破口。猗卢由西部进驻中部后,南部成为两重新旧之争的交汇处,故猗卢末年的动乱最终以南部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猗卢“总摄三部”之际,除以六脩统领南部外,应还分别授予了普根、郁律对东、西两地的监管职权,由此决定了猗卢死后三人先后夺得拓跋君位的历史走向。猗卢的“总摄”“一统”以及相关措置,为拓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帝制国家的迈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对7例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匈奴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等方面,比较分析了拓跋鲜卑和匈奴的遗传关系。结果表明,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着较近的遗传关系,暗示拓跋鲜卑在其两次南迁过程中与匈奴发生基因交流的情况是存在的。

拓跋鲜卑与四个北方少数民族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拓跋鲜卑的遗传多态性及其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的影响,对33例东汉到魏晋时期的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和多尺度分析等方面,对拓跋鲜卑和四个北方少数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和蒙古)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在多态性方面,拓跋鲜卑表现为与北亚类型具有相似性;在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上,拓跋鲜卑首先表现出与鄂伦春人之间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其次是蒙古人、鄂温克人,再次是达斡尔人.

新疆锡伯族人群线粒体DNA的遗传学分析

分析48个锡伯人线粒体DNA高可变Ⅰ区的遗传多态性,并与已发表的相关人群线粒体DNA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48个序列中共检测出43个突变位点,界定了35种单倍型,其线粒体DNA1序列多态性为0.982,核苷酸多态性为0.018,而其平均核苷酸差异为5.922.人群比较分析表明,锡伯人与古代拓跋鲜卑人有最近的亲缘关系,同时也表现出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推断锡伯人可能是拓跋鲜卑的后裔.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探索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影响,对于揭示游牧民族的汉化过程、了解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山西大同南郊北魏(拓跋鲜卑)墓群出土的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旨在揭示其食物结构的基础上探讨农耕文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一至四期出土人骨的δ13C值为-9.12±0.85‰,表明其主要以C4类食物为主,而其δ15N值(9.56±0.76‰)甚高,显示先民曾摄取大量肉食,即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似乎仍以畜牧业为主,而受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甚小。至于δ13C和15N异常的四个样品,可能来自其他地区。结合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不难发现,与慕容鲜卑相比,拓跋鲜卑的汉化之路更为艰难。

论拓跋鲜卑民族的融合

文化上的转变是完成民族融合的重要一步，这种转变促使了拓跋鲜卑民族成员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变化。对汉文化进一步“内化”的结果，使鲜卑人原初的民族意识逐渐消失，新的民族意识日益形成。当人主中原的拓跋鲜卑民族形成了与汉族相同的民族意识之后，就意味着二者之间的融合已经完成。因此，民族意识的转化是考察民族融合的关键。

论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

英明神武的拓跋力微是鲜卑历史上的杰出领袖,他结束了始自圣武帝晚期的内乱,团结部盟成员,巩固王权,开创了具有转折意义的盛乐时代,积极推进本部族的文明进程,为日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他的丰功伟绩,北魏开国后追尊始祖神元帝的称号,使其稳坐太庙之首,接受臣民的朝拜。神化力微是拓跋祖先崇拜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宗教信仰、族群建构、身份归属和政治认同诸方面,深刻地影响北魏政坛与社会。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具有本民族鲜明的特色,有别于其他东北亚种群,是研究拓跋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重读宿白先生《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

宿白先生以大体比定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魏书·序纪》,推定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达茂旗墓群是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的遗迹。40年来考古界循此探索,方兴未艾,确定的南迁遗迹越来越多。本文以文献史料为反证,认为,完工、扎赉诺尔、达茂旗墓群是否是拓跋鲜卑的遗迹,或遗迹的“标本”,尚须论证;而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以及越来越多的所谓南迁遗迹的说法都是站不住的。

拓拔鲜卑统治者的心态与崔浩国史之狱

北魏崔浩事件的发生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国史不过是引发的导火索。从广阔的背景上考察 ,是北魏胡汉上层矛盾的反映。同时这种矛盾又不简单是胡汉上层之间利益冲突、政见分歧的矛盾 ,而是民族矛盾的一种反映。其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胡汉民族间的文化、心理隔阂 ,以及文化落后的军事征服者拓拔鲜卑在执掌国政时面对经济文化比其高的汉族、汉族士人 ,特别是士族高门而产生的并深埋于心的卑怯心理。崔浩国史的纤细过失引发了这种卑怯心理的恶性变态 ,从而导致拓拔统治者疯狂地屠戮崔浩等士族高门。

偏见与认同:从“索头”称谓论拓跋氏的族别抉择

从"索头"称谓在十六国南北朝的广泛普及情况来看,"鲜卑"之于拓跋氏,是一个充满着感性色彩的身份抉择过程。当南北诸国、胡汉人物皆口径一致地推崇慕容氏为鲜卑正宗,将"索头"作为一种伪冒标签加诸其身的时候,族际偏见反而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强力催化剂。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问题研究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权力模式发生了急剧性的演化:从原始部落人人享有的平等祭天权转变为部落酋长的垄断,而后又转化为封建皇帝的独断。这是拓跋鲜卑社会结构从部落联盟跨越式地演化为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必然反映。

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

拓跋鲜卑是鲜卑的重要一部,因建立北魏王朝,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早期拓跋鲜卑历史中,史学界对嘎仙洞石室祝文及发祥地、拓跋鲜卑族名来源、族源、早期迁徙、早期社会等内容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考古学研究成果为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了支撑。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路径特征、推动因素与历史意义：对北朝民族认同的反思性考察

北朝民族认同的进程坎坷而光辉,值得深刻总结与反思。其进路既具有民族认同的共性,又呈现出统治民族及统治者的主动性、坚定性与创造性等鲜明个性。理论基础的具备、民族分布的巨变、君臣能动合力的形成、农业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等诸动因,共同指向北朝民族认同的实现。而"大造区夏"的突出特色,显示出北朝民族认同既是一种自觉的华夏文明认同,接续与光大了华夏文明,又是历史上中华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有力地推动了南北统一。可以认定,北朝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历史典范。

北魏建都平城刍议

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进而统一北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至深。平城及其京畿所在的大同盆地是内蒙古高原与山西高原的接合地,因盆地周边有多处山口,形成天然关隘,而为古代游牧族进入中原之通道,战略地位异常重要。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等游牧民族纷纷入塞南下,大同盆地是各民族南下中原之枢纽,鲜卑拓跋部经过力微、猗卢、什翼犍等几代首领的努力,向大同盆地进军,奠定了北魏建都平城的基础。到十六国后期北魏建立,拓跋利用该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击败周边诸多政权,由此南下中原,建都平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

鹤山宵乡源氏族源家世考

广东江门鹤山龙口镇宵乡村的源姓居民本是拓跋鲜卑的后人,自南宋咸淳年间迁居鹤山,至今已有七百余年。鲜卑拓跋部最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三世纪中叶力微率部进入盛乐城,拓跋鲜卑逐渐强盛起来。拓跋匹孤在力微即王位后,率部从塞北迁至河西,其后匹孤一支改姓氏为秃发,并建立南凉国。公元414年,秃发傉檀之死,标志着南凉政权的灭亡。傉檀之子秃发贺逃至平城,北魏世祖赐姓源氏,是源氏受姓之始。源休曾参与建中年间的朱泚叛乱,兵败后源休被籍没。其后源氏南迁广东南雄,宋度宗咸淳年间始迁新会鹤山宵乡。南迁之后的鹤山宵乡源氏,对岭南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拓跋鲜卑无民族文字及以汉字拼记鲜卑语考辨

拓跋鲜卑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即鲜卑语,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鲜卑语没有与之对应的文字。"胡书"并非指鲜卑文字,而是对来自西域的塞种文字的统称或特指梵文、粟特文等。当时鲜卑语的记录只能借助于汉字拼写来完成。粗通汉语的鲜卑人可通过阅读这种汉字记录的鲜卑语书籍学习鲜卑语。没有对应的文字这个严重缺陷,是鲜卑语消亡的内因之一。

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历史作用

在西汉或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拓跋鲜卑是否存在与中原汉民族或者毗邻北方民族的交往交融,史料中没有记载,考古发掘亦没有相应成果支撑,拓跋鲜卑社会应该尚处于孤闭状态。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先世自内蒙古东北的大兴安岭北段林区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与中原政权、周边的匈奴和高车等部族有了交往交流交融,在此过程中,拓跋鲜卑逐渐发展进步,实力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