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互鉴: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位处丝路要冲,自古是民族往来汇聚之地,特别是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居住、生产、婚姻、信仰等方面考察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可知当时各族民众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甚至族际通婚,宗教信仰转变等,在长期的杂居相处中交融互鉴。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

从吐鲁番文献到杜诗

杜诗与吐鲁番出土文献处于同一个时空语境下,从史学角度讲,作为唐代珍稀史料的吐鲁番文献,与作为诗史的杜诗,都忠实地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西域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貌,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杜诗都是那个时代的“同时资料”,是“原始资料”,因而两者完全具有可“比”性。本文拈出杜诗中16个疑难词语“关河”“健儿”“过”“官”“行人”“云烟”“浮云”“行官”“加餐”“努力”“东西”“征夫”“附书”“取别”“草草”“兵马”,将其与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相互比较,以求其真义。文章认为,新时代对杜诗的研究,完全可以拓展视野,尤其是将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献与之进行比较,这样就更能使杜诗研究更具有立体感和穿透力。

差科簿中的破除与蠲免——以《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为中心

唐代租庸调以丁身为本,各类籍帐以登载丁中、防止户口脱漏为主要目的。户籍三年一造,计帐每年一造,在造籍造帐之间,丁中因身死、终制、逃走、新获免役等诸多身份变动无法及时体现在户籍计帐中。差科簿在非造籍年、非造帐时段丁中变动的登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确保基层税务工作正常运转。从控制丁中、防止脱漏的角度来讲,差科簿是对户籍、计帐功能的补充与延伸。《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是县在一段时间内对新增的或需破除或需免役丁中的清点。这些群体虽然蠲免凭证、免役流程不同,但均会在一段时间内统一清点后汇总呈于州县审定。唐前期的赋役制度以丁身为本,而丁口死亡、逃走、社会身份变动需要地方基层政府适时将这些变化反映在籍帐上,故而对丁口的反复造簿也就不可避免。《唐赵恶奴等户内丁口课役文书》《唐赵须章等貌定簿(?)》详细记载户内丁口课役情况,它们与《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都反映了地方基层政府造簿工作的频繁,体现了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唐代赋役制度改革从丁身为本走向以资产为宗。

唐宋时期王羲之书帖在习字教育中的运用

敦煌吐鲁番等文献中《千字文》《尚想黄绮帖》《兰亭序》写本的大量留存,是唐代重视王羲之书法以及习字教育兴盛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原文化西渐的体现。这三种书帖的习字常常出现在同一写本中,说明三者的学习时间相近,可能构成了习字教材的组合,反映了当时的习字教育制度。三者的习字步骤相同,都是先顺朱,再临帖。不过通过三者的性质及写本的书写情况,可知《千字文》的学习时间在前,《尚想黄绮帖》《兰亭序》依次后之。

唐代司法审判中的勾检程序:设置、运行与价值

勾检程序是唐代行政、财政、军事和司法体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文书核验制度。具体到唐代司法审判活动,勾检程序是内嵌于其中的审核监督程序,立案、勘验、审理、判决、执行以及奏报等环节,都离不开勾检官对法律文书的核验。唐代司法审判中勾检程序的设置与运行,有效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有利于提高司法官员的责任心,有利于维护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有利于提升诉讼活动的质量与效率,对司法官员滥用职权也能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

阿斯塔纳506号墓出土文书35号卷书法美学探赜

阿斯塔纳506号墓出土文书35号卷见于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地区,该卷文书较多,达180页。从书法美学角度探查,其可供研究的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整。因此从文字和史料价值、书法技法与艺术性、印记美学三方面进行观照,能够总结部分经验,以期后续对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美学探赜。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所见粟黍作物考辨及加工研究——以出土文书与植物遗存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吐鲁番文书中粟和黍相关名词的考证,结合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确认了“粟细米”和“细米”应为粟和黍加工后的精米,并进一步探讨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粟黍加工情况。研究表明,吐鲁番居民栽培的黍穄以粳性为主,使用杵臼和碓来加工粟和黍,脱壳后糙米的得米率为60%左右,而精米得米率约为90%。由于晋唐时期吐鲁番人多地少,因此当地居民主要还是以糙米为食,很少食用口感更好、但浪费严重的精米。

關於《吐魯番出土文書字形全譜》的若干思考——兼論出土寫本文獻字形編的編纂標準問題

吐魯番出土文書是極其珍貴的史料、字料,但因長期缺乏成體系的高質量字形編,其價值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可幸的是,張顯成先生歷時十年編纂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字形全譜》(下簡稱《全譜》),使該批材料終於擁有了一部標誌性字形匯編成果。《全譜》的内容與形式均頗爲優良,概括而言有四大優點:第一,收字全面,字形精當豐富;第二,文字釋讀準確,重視字際關係;第三,編纂體例合理,富有創新开拓;第四,字形處理保真,方法先進科學。可以預見,因《全譜》厚重的學術價值與極高的實用價值,其必將對吐魯番出土文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産生重要影響。此外,目前如《全譜》一類的出土寫本文獻字形編在編纂標準及其效果方面差異頗多,值得深究。以《全譜》爲引,對字形編編纂中所涉及的收字、字頭、字圖、字際關係、辭例、字頻、校勘記録、注釋和檢字方式九個基本問題展開討論,可窺知字形編編纂標準的一些優化方向。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两则学郎诗抄中出现“侧书”一词,学界诸家就其义众说纷纭,有“札书”误写说、“册书”同音说、侧姿说、结体说、写胡语说、握卷写说、反左书说等,但都莫衷一是,不足确证。本文从《侧书》诗的字面本义、情感语境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的整体面貌和唐代寺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探究,认为“侧书”一词的所指应当是书于学郎抄本的“侧批”。这些常见的“侧书”不仅反映了学郎们普遍具有畏难心理,同时也体现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寺学教育中学郎抄经之艰辛。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高昌回鹘摩尼教稽考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当地民众尽管大多都皈依了佛教,但回鹘王室仍延续漠北回鹃汗国信仰,以摩尼教是奉。汉文史书尽管记载鲜少,但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汉文、波斯文文献以及域外史籍对此却有不少记载,可填补汉文史籍的空白。从中可以看出,自8世纪末直到11世纪中期,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王国是相当流行的。

唐西州马价考

唐代西州,是一个马匹贸易的重要市场,不仅西州当地用马会从西州市场购买,而且西北各地都有到西州购买的记录。吐鲁番出土文书,为研究西州的马匹市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马价,是马匹市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本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考证唐前期西州马价及其演变。再通过对比敦煌、中原的相关资料,考察西州马价在全国的状态,从而为全面理解唐代西州,提供一个新的具体观察视角。

吐鲁番文献释录中的几个问题

近一百年来,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了成千上万卷文书,对中古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吐鲁番文献的释录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不核原卷而误录、不明俗体而误录、不明术语而误录、不明古义而漏录、不明方言俗语而误注、不明写本习惯而误录。释录一错,全盘皆错。文本结合多年来整理吐鲁番文献的感受和经验,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

土地租佃契约所见晋唐时期吐鲁番农时初探

吐鲁番出土租佃契约中的时间因素包括立契日期和交租日期,这两项要素都与农时密切相关。租佃契约的签订以不误春耕播种为前提,高昌国时期的立契日期集中于以二月为主的年初;到唐时西州人多地少,预租土地的情况增加,故契约签订日期发展到以十一月为主的年尾。为避免欠租,租金交纳则在五月麦收和十月谷获的季节进行;果园和菜园还需交纳一些应季所产的农作物。农时不仅对农业生产有导向作用,日常生活中的赋税征收、粮食储存和对水利设施的维修也都受到农时规律的影响。

唐代西州家庭中的胡奴婢

奴婢是唐代西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老、丁、中、小、黄各色皆有。包括突厥奴婢在内的胡奴婢广泛存在于唐代西州社会,而且有相当数量。战功赏赐与奴隶买卖是胡奴婢进入西州家庭的重要渠道。在汉人家庭中,胡奴婢地位卑贱,除了承担各种家庭差使之外,他们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从一份吐鲁番文书看唐律的变化

LM20-1457-20-01、大谷5098、8099号《贼盗律》残片的制作年代为载初元年(689)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反映了一种与《唐律疏议》第294条不完全相同的关于卖期亲卑幼的律文。从《贼盗律》残片所反映的武则天时期的唐律及其疏议到《唐律疏议》,唐律及其疏议显然是有过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既涉及形式方面,也涉及内容方面。同时,《贼盗律》残片与《养老律》《唐律疏议》的异同,也折射出从永徽律疏到《唐律疏议》的递嬗演变,为《唐律疏议》系开元律疏的说法提供了有力支持。

古文书整理的学术标准——以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整理为例

20世纪初以来,大量古文书被发现,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古文书的整理工作成为学界关注热点,然而古文书的整理仍存在不甚规范、各自为政的现状。重点介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及其它古契约文书的整理现状,评价其整理得失,并就古文书整理的学术标准及规范进行探析,为今后古文书的规范整理指明方向。

试论我国古代的市场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考古发掘的古代简牍和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史籍和资料,从法学、史学、经济学的视角,综合考察我国古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文章认为,在重农抑商的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对市场的建设、规范和管理,不仅制定出完备而严密的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而且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实现了立法与执法的衔接,这些市场管理制度历代相传,不断演变发展和成熟,形成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独特而鲜明的市场管理特色。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

西州作为唐代前期经营西域的重心,唐政府曾在此进行过广泛的屯田,上自军州,下至镇戍与烽铺,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巩固边防、扩大农业生产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

百年来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语言研究述论

吐鲁番出土文献年代可考、数量众多、口语性强、社会覆盖面广、地域特色鲜明,极具语言研究价值。百余年来,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不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在语法研究、比较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体裁研究等方面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