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土司安插类型、特点及其影响研究

“土司安插”是清廷为了加强土司区统治,提升土司区各民族对王朝国家认同实施的重要措施,类型有自请改土归流土司安插,罪革土司安插,土目、土司后裔安插和新置土司安插等。朝廷除通过对安插异地的土司赐官、予地、安置住处等保障其生存权外,同时还积极对其宗族实施安抚,对其家庙、宗墓进行保护。措施的推行不仅巩固了朝廷在土司区的统治,提升了朝廷在土司区的威望,也维持了土司区民族关系的稳定。深化其研究,对于理解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内涵,以及清代西南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有着积极意义。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土司制度下的治理研究——兼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包含着宏观—微观治理、国家—地方治理等一系列治理模式或治理实践。其国家治理主要包括(有关土司的)制度体系建设,以及王朝对土司的管理职能等;土司地方治理实践及经验主要是利用血缘宗族组织管理内部事务。土司制度开创了元明清王朝区域治理的新模式:行省之下流官与土司并存,郡县制与"类封建"的土司制度并存。土司制度下的治理模式作为中央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是西南地区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该制度能成功实施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安的地望与壮族岑氏土司的缘起

12 6 2年南宋改归化州为来安州 ,让岑从毅任知州并准予世袭。不久 ,来安州改镇安州 ,治所在今那坡县。 1 2 88年元设来安路 ,明初改为来安府 ,1 372年岑伯颜将田州府从今田东县迁来安府。来安府于 1 384年废、并入田州府 ,治所在今田阳县境内。“来安路总管”、“沿边溪洞安抚使”与壮族岑氏土司起家密切相关。岑世兴在桂西岑氏壮族土司的历史上地位特殊 ,后来他的众多头衔被无限放大和移位 ,甚至被戴到了在他之前的几个桂西岑氏祖宗的头上。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清朝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本文引用大量史料,对清朝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其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清代土司制度的逐步式微的历史进程。

明清时期土司地方治理特征的研究——以忻城莫氏土司为例

土司既是中央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又是本宗族的族长,所以在地方治理中具有国家力量参与治理与宗族力量参与治理两大特征,二者内外结合构成了土司地方治理的基础。国家力量通过土司执行中央王朝的命令、流官参与土司政权、国家武力平息土司区叛乱三种方式参与土司地方治理,宗族力量则通过土司任命本宗族子弟为各级土目的方式在地方上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治理体系。此外,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土司在治理的过程中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色。

西南土司身份认同探析——以水东宋氏为例

西南土司的身份认同可分为汉人和夷人两种类型。水东宋氏是贵州土司中认同汉人的代表之一,其身份认同,主要有明代的宋景阳说、清代的宋鼎说和土人大姓说三种说法。造成水东宋氏家族身份认同发生嬗变的主要原因,既有宋氏土司家族国家认同观念深化的因素,也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42年来学界对平播之役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成果的取得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综观既有研究,在史料来源、研究视野、对话交流和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尚有不足,因而可有针对性地从这四个层面扩展平播之役的相关研究。具体可在充分利用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田野与考古工作以扩展史料的来源;借鉴多学科的相关研究理论、方法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视域;加强不同区域改土归流的对话以深化对平播特性的理解;从播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冲突与周边族群关系等具体层面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领域。通过上述理念、路径与方法的运用,平播之役的研究势必会推陈出新,进而不断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从村寺、祠堂看宗族对土族乡村社会的控制——基于景阳镇李氏土族的田野调查

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土族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不断进行自身的调适和建构，在民族信仰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本文以村寺和祠堂为视角，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对之试加论述。

“原罪”何在——清代改流土司安插现象研究

我国古代的安插现象主要源于华夏民族根深蒂固的故土观念。在清统治者看来,土司异地安插可达到罚与戒的效果,而且合乎儒家思想中的慎刑及仁政。清代普遍存在的土司异地安插现象揭示,土司安插已成为改流土司的善后工作,以及(针对土司)"罪罚""防范""监控"等措施的代名词。土司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透显出,土司异地安插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或政治问题,其构成清王朝对土司制度、改土归流认知矛盾的一个结点。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的考古学观察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均系世袭土司专地入葬,并以一位先祖入葬开辟一处土司墓地,后世土司分别葬于先祖墓前左右,实行'祔祖而葬',统一规划、等级严密。墓地格局清晰,多由墓葬、墓园、墓上(前)建筑、墓祠等构成,地上与地下结合,完备有序。杨氏诸墓地所尚或左或右依次入葬的做法与昭穆之制类似,但不尽相同,并未完全遵循昭穆制,受地理环境、堪舆风水及入葬顺序等因素影响,而始终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律。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形成于南宋初,成熟于南宋中期,完善于元初。到明代中期以后有制度执行不严和祔葬形式创新的现象。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

贵州遵义高坪杨氏土司墓地五室墓出土器物的初步研究

目前能够确认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墓地有皇坟嘴、新蒲、高坪、赵家坝、雷水堰及桃溪寺六处,各墓地均有墓外及墓内祭祀空间。墓外祭祀空间包括墓前的拜台、享堂、神道以及稍远的墓祠及家庙;墓内祭祀空间即墓室本身,通过奠基仪式的举行及墓葬结构、墓内装饰的设置,又以墓主服饰及祭器,将墓室营造成一个永恒的祭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