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羌族土司官印考察

土司制度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司制度是羌族史中非常重要的篇章。土司官印是羌族土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物遗存资料,是中央王朝赋予土司权威的象征,是土司制度的物化体现。作为政治信物的官印,其所承载的意义并不只是单纯的实用功能,而是在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社会功用,对研究羌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简要梳理了四川羌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历史沿革,对羌族土司官印的保存现状及形制特征进行了初步考察。羌族土司官印作为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政治关系的实证,是研究羌族地区土司历史和土司官印规章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是羌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

论彝族土司的承袭——以云南武定凤氏、那氏土司为例

因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不同,历代中央王朝对武定这样处于流官和土官统治的中间地带,往往实行土流并行,彝汉交错分治。只是由于凤氏的多次反叛,干脆改土设流。但统治成本太高,清初又扶持一些小土司,那氏土司即兴起。土司承袭的核心内容是承袭,而立嗣则是土司承袭的关键,许多内部纷争皆因无嗣而起。清朝给土司颁发印信和号纸,使土司承袭合法化、正规化和制度化。

明代湖广土司区的“无印土司”

明代湖广行省西部土司区内,除了45家朝廷敕封的"建制土司",还有许多未经朝廷敕封的"无印土司"。这些"无印土司"有土司名号,但没有受明朝廷敕封的记载,永宣之后也没有朝贡记录,因此与"建制土司"有差异。根据来源的不同,"无印土司"可分为四类:其一是元朝、明玉珍夏政权或明洪武朝所封,永宣后未获承认;其二是"建制土司"或卫招抚设置;其三是从"建制土司"中分化而来;其四是来源不详,自立发展。"无印土司"在湖广土司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明朝廷对"无印土司"比较宽容,默许"无印土司"存在,甚至还征调其参加军事行动、赏赐立功者,处理"无印土司"与"建制土司"的冲突。明朝对"无印土司"的态度及管理使土司制度的运行体现出刚性规定与弹性管理兼而有之的特点,也使王朝治理更符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状况,有利于维护湖广土司区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