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辨

土司与流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绝无互相改变身份之说。而在土司问题的研究中,有“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主张此说者所举例证,误将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解读为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这与其对明清职官制度中相关概念把握不当有关,未弄清楚加官、加衔、散官、勋官、赠官的内涵,将其与职事官混为一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实现对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除改变“土流并治”的具体内涵外,还采取了管理流官的方式管理土司,突出反映在对仿流官职衔增设的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的管理上,这些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司,但绝不意味他们可以出任流官。“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是不妥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王权视角下对清末民国西南边疆的再认识

清末及民国年间川康藏区改土归流之际或之后,头人群体崛起并反对、挤压乃至取代土司是颇为常见的地方军事政治景观。受神性王权理论的启发,基于现有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地方文史材料,本文指出土司是地方社会认知中的王,而头人则应归为百姓群体,二者属于“陌生人-王权”观念中的外来统治者与土著二元范畴。头人造反是土司制度消亡之际,边疆地区维持社会活力、寻求群体内部完整性和对外独特性的一种尝试。关于王权神圣化的讨论,本文指出土司权力受到多重限制,土司制度已经成为自上而下地容纳、调谐从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到边疆社会独特性的容器。这一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既回应王权理论中对王权危机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也为理解边疆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洞见。

Tusi Sites

Distributed around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are the remains of tribal domains whose leaders were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Tusi,＂ hereditary rulers of their regions between the 13th and 20th century.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

谁为土司写史:近年来元代土司史研究述论

土司制度是土司研究中的核心,其在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土司制度创立于元朝,不过关于元代土司,大多史书上的记载显得模糊和简略。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关于元代土司的研究,趋势是开始反思以往研究的不足,回归原始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学者对于元代土司的研究,聚焦于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元代土司的个案研究、“土司学”以及元代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思想等方面。

清初议罪废土政策的确立与国家一统——以田舜年案审议为例

湖广总督石文晟三参容美前任土司田舜年不法,关涉田昞如与向长庚二土司,经二次会审议定罪成,田案终以削职、降级审结,是为议罪废土政策初议。湖广督抚提镇明确反对因田案而起所提的分袭为流之议,主张以严定土司治罪条例、议拟土司罪成以实现主动废土,并获谕准,是为议罪废土政策的确立,湖广诸司废土为流即为该政策实施的结果。较之明时因罪而致废土的被动,清时议罪废土政策则更为主动,既能加速改流,更能促进国家一统政治追求的早日实现。

试论明嘉靖“两省会勘”对木氏土司东拓的影响

明代以来,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而进入滇西北区域,并逐渐占领了永宁府和盐井卫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引发了连年的战争与纷争。1436年开始,明王朝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但一直未对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原因在于历代木氏土司通过多年的“诚心报国”获得了明王朝的信任与支持,使明代木氏土司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政治权利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明朝的角度来看,在土司统治地区,只有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才能行使土司权力,通过这种土司制度使地方与中央朝廷取得有机联系,地方土司正是利用了这种制度向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制度与选择:安万铨对水西的贡献及水西君长职位的传承——以《新修千岁衢碑记》为个案的研究

明代的土司承袭制度,朝廷允许土司家族内部通过推荐传承人,报告朝廷批准后任职。这给土司职位在家族内部的承袭很大的选择权。水西彝族阿哲家族从蜀汉建兴三年间受命建立罗甸国、元明时期建立土司政权到康熙三十七年改土归流,一共以家族世袭形式传承了1474年,这与朝廷的制度设计及水西家族选贤任能的方式密切相关,体现出水西君长职位的传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得到了中央王朝的肯定和民众的拥护。《千岁衢碑记》的刻凿部分说明了这一重要政治权力传承方式的合理性,至今仍然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共识缺失:土司研究泛化的成因

因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共识缺失,导致了土司研究的泛化。土司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本地性"立蛮酋、领蛮地、治蛮民"的治理方式而体现出来的自治权;土司制度实施的主要地域是我国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与扎萨克制度、羁縻卫所制度、僧官制度、土屯制度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归纳为同一种制度。对土司制度的基本概念予以规范并达成共识,是土司制度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土司制度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

元明清时期,朝廷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在土司制度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极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土司制度有了交流融合。以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土司制度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过程中的外在条件及内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互动发展是土司体育新文化萌芽、形成、发展、变迁的根本动力。

清末康区“改土归流”的动因及后续影响

康区乃中原进入西藏的战略要地,该地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在于政教合一,致使在当地设置的土司也必然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清前期,朝廷曾在此实施过局部的"改土归流",然因其环境恶劣等诸多因素,始终无法在此大规模建构直接统治机构,为此只能继续沿用土司制度略加羁縻。1840年后,特别是20世纪初赵尔丰主持的康区"改土归流"时,英俄等列强觊觎西藏,诱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与清王朝为敌,分裂祖国倾向日趋明显。清廷在西藏的经略决策不得不为之一改,必须凭借军事势力以对抗英俄的入侵。要军事卫藏,又不得不取道于康区,然该区土司割据,中梗于川、藏之间,致使西藏局势岌岌可危。如何经营西藏,以固川、滇、青屏障,成了当时国防之急务。为了巩固西南内陆边防,朝廷别无选择,只能在康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此政策的推行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贡献,进而也为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明清土司被“和平改流”的途径、原因及善后研究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朝廷依法对土司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从实现途径看,大致分为"武力改流"与"和平改流"两类。"和平改流"主要指朝廷通过非暴力手段,将自愿呈请改流以及违规、无嗣等土司废除,并在其领地内置流官府州县,派驻流官加以管理,最终实现从土司治理到流官治理的行政转型。此类转型由于是不流血的"和平改革",故有利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因此梳理、分析这一改流途径、原因及善后举措,对于丰富和完善土司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播州杨氏土司崇佛奉道史迹考略

杨氏领播期间,一方面积极推行儒家教化,另一方面对佛教和道教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崇佛奉道,安边化民,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和道教在播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打破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狭隘界限,加速了儒释道巫混杂合流的步伐,对播州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甚巨,对播州土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

本文通过对土官、土司、土职、土弁这些涉及土司制度基本概念的辨析,提出了规范使用这些概念的问题。关于土官与土司,文章指出:土官一词早已有之,土司制度建立后成为该制度的专用语,指由朝廷任命的少数民族世袭地方官。土司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初指土官机构,后亦指土官,而且这一内涵逐渐成为土司的主要用法。就此而言,土司与土官是一样的。土司一词出现后,使用极为普遍,而土官一词反而用得不多了。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使用"土司"和"土司制度"。同时,本文还对土职与土弁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土司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土司体育文化"附属于"土司制度"而生,特指土司统治地区的体育形态,形成于元明清时期。在土司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土司制度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整合,从体育学科的特殊角度对土司社会的体育现象进行全新的综合研究和解读,提出"土司体育文化"的新概念,并对土司体育文化的理论概念、内涵结构、外延形态、核心本质进行探析研究,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方略研究

本文论述了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行土司制度 ,设置适合于西藏地方自治性的管理机构 ,任用藏族及其他民族成份人员。并分析其成功地推行土司制度的原因及其效果。作者指出 ,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且对后代有很大的启示。

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产物,也是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学界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有渐成热点之势。土司制度研究要进一步引向深入,不仅应注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深化和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更不能忽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要建起历代边疆治理和边疆研究全局的大视野,防止将土司制度泛化的倾向,坚持实事求是,求真求实,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让土司制度研究回归其研究本意,并推动土司制度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

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

历史上广西壮族土司的"攀汉现象",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英雄历史心性的体现。壮族土司以及受土司影响而在壮族民间所形成的"汉人后裔意识",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壮族自我意识的缺失。这种文化策略,也是历史上壮族"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奇妙现象的原因之一,对后来的壮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亦产生重要影响。

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中原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它渊源于唐、宋时代,确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广西地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广西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广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研究中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