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古代体育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亦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重大时代课题。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及逻辑分析法,对西藏地区古代体育文化的演进历程进行了阐释。研究认为,西藏古代体育文化是在中华各民族文化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中,体育文化作为强有力的粘合剂,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西藏古代体育文化格局。提出要深入挖掘研究根植于高原地域文化的西藏古代体育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以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推动西藏民族体育文化在中华文化认同语境下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古代中国边疆民族的服饰文化与交流

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西域的草原、南疆的丘陵形成了特有的服饰,反映了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服饰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商品的贸易,加强了文化的互动和影响。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区实践与理论逻辑——基于重庆市龚滩古镇的田野调查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龚滩古镇为田野点,发现旅游地居民与游客、旅游移民在持续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建构起新型旅游社区。各民族群众共学旅游经营、共享旅游红利、共事于文化展演、共乐于旅游活动,开展着旅游促进“三交”的鲜活实践。地方“三交”史孕育的包容文化特质、旅游流动、旅游共同体与地域认同相互交织,构成了旅游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区实践逻辑。

鄂伦春族古代民间医药文化特色与保护研究

探讨鄂伦春族古代民间医药文化特色,指出鄂伦春族独具北方游猎民族特色的医药文化,以身边常见的动植物入药,以经验为主,土药土法,不强调严苛的规范和标准;寒地特色鲜明,擅长治疗地方病;精神与药物并用,强调非药物作用;生活与养生结合,注重日常保健;医巫合一,医疗特征鲜明。然而对民族医药文化保护要坚持科学态度,要正视民族传统医药的历史局限,扬弃继承,客观对待。

海南古代文献所述土著族群辨析

当前学术界有关海南古代历史的研究,存在把海南汉唐间出现的土著人群都当作黎族先民,把宋代以后文献中的“黎”都当作黎族的简单化和泛化倾向。事实上,先秦时期迁居海南的人群,除了黎族先民之外,还有临高语族群祖先等。讨论海南古代土著人群的历史,要把所有人考虑在内。汉唐史书所述海南汉代土著居民并非主要指黎族先民,而应主要指临高语族群祖先。宋代方志所说的海南以织棉布为业者并非黎族妇女,而应是临高语族群妇女。宋代苏轼、李光所记载的黎人也多指临高语族群。明清时期临高语族群仍被当作黎族。因此,研究者在使用相关史料时,要谨慎地加以辨别。

从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看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

学界对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及相关祭祀仪式的解释,主要有3种假说:祭图腾说、报祭说和祭水神说。在文明延续性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该祭祀柱的柱体、虎图像和蛇图像这3种符号的文明基因链,可提出一种新的推测: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可能与古西羌族及其后裔的通天信仰、虎崇拜、蛇崇拜密切相关。古西羌族及其后裔的文明基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象征意涵,但关键符号却展现出显著的历史延续性。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相关符号的历史延续性,是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的一个侧面。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的研究,通常需要综合考古资料以及多民族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展开互释。

古羌族群服饰纹样的寓意传达

中国少数民族按照族群划分可分为百越、古羌、黎苗、百濮、狄历以及肃慎等族群,其中,古羌族群的源头可追溯到伏羲时代,是华夏土地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族群之一。本研究重点剖析古羌族群服饰纹样的寓意传达,通过分析影响纹样寓意形成的因素,将古羌服饰纹样的寓意分为感恩祭祖、祈福求子、吉祥昌盛、赞美生活4个方向,并进行分类探讨。

布依族古歌《安王与祖王》的英雄母题探析

布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优秀民族文化,它们以口头记录或文字记载的形式留存下来,成为后世的珍贵遗产。《安王与祖王》作为其中一部颂扬英雄优良品格和丰功伟绩的古歌,反映了布依族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历史进程,故事情节丰富曲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中的英雄母题串联起了古歌的情节发展脉络。因此,本文拟从英雄的特异孕生、神奇婚姻和兄弟之争等三个部分探析《安王与祖王》的英雄母题。

布依族古歌:布依族儿童的教育全书

布依族古歌是布依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卓越代表。在布依族尚未形成自己文字的时期,布依族先民们依靠“古歌”这一口耳相传的形式记录了本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同时,通过“古歌”这一形式将先民们积累下来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民风民俗、道德规范传递给布依族儿童。因此,布依族古歌不仅是记录布依族发展的珍贵文献,也是布依族儿童的“教育全书”。布依族古歌中蕴含了丰富的儿童教育思想,对布依族儿童来说具有宝贵的教育意义。从布依族儿童的道德教育思想、生态教育思想、生命教育思想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把这些布依族古歌中体现的儿童教育思想与当今儿童教育现实相结合,从而指出当前儿童道德教育的内部动力是唤醒儿童对德行意识的主体觉醒,应倡导“生活化”的儿童教育形态及“以和为贵”的儿童生活准则,践行“上慈下孝”的儿童行为规范和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儿童生态发展观。

非遗视域下鄂南古瑶族民间竹器的创新应用

中国是竹子的国度,生活在长江流域鄂南地区古瑶族自古就有知竹、用竹的历史,其民间竹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由于受现代生活方式和工业化制造的影响,这些传统手工艺逐渐被人们所忽视。文章通过分析鄂南地区古瑶族民间竹器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探讨了其创新应用的可能性,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和现代人们的消费需求,提出可通过创新设计、优化制造工艺和应用新技术手段等途径来传承和发展鄂南古瑶族民间竹器。

城子古村彝族土掌房民居演变研究

土掌房是彝族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是云南省特有的建筑形式之一,也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冬暖夏凉、就地取材、经济环保等优点。城子古村是泸西地区彝族起源地之一,也是彝族先民与迁徙而来的汉族创造的结晶。现今古村中的土掌房在汉文化、现代化的冲击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平面格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总体布局没有受到破坏,但缺少了很多生机。对城子古村土掌房民居的演变进行研究,总结其演变规律,为土掌房民居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方面的法律保护研究

民族古籍是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作者针对有关法制不完善的现状 ,从运用法律保护少数民族古籍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见解。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基于古代贵州侗族女子服饰研究

贵州地区的古代侗族是从百越民族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民族,贵州侗族女子服饰目前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个区域。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对古代贵州地区的侗族族群女子服饰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侗族女子服饰的特点分析,寻找古代侗族女子服饰的形成原因以及其基本发展、演变的规律。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论族称的初始意义

在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中,族称释义的研究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具吸引力的问题之一。但是由于历史记载、族源传说的缺失或模糊性,使相关问题的研究面临诸多困难,也造成许多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致使目前有关古代民族族称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难以在学界取得共识。本文通过反思族称含义解释中"以地名族"的观点和语词学解释中出现的多义性等问题的同时,尝试从民族来源的一般意义上把握族称具有的含义及其变化。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的生动画卷——《云南种人图说》考释

《云南种人图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清代云南少数民族或支系的真实风貌与特点,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但长期以来尘封书库,鲜为人知。2005年整理出版的《清代滇黔民族图谱》使这部少数民族图像古籍得以公诸于世,为研究云南民族史、民俗文化史提供了一份珍稀史料。

坚守还是改变: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说”的多学科讨论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多元"历史过程逐渐被揭开,中国各民族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古代民族研究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通过重读有关古典文献材料、系统梳理新近考古发现、专题探讨语系与族系的关联、汲取中国民族史与西南区域文明史研究新成果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与讨论,把中国西南古代历史归结为"氐羌、百越、百濮""外来族群迁入结果"的叙事体系,已然无法立足。"三大族系说"是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中,处于"无献无征、考古无证"情境下产生的学术假说,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当前不少历史叙述,面对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却不加甄别地沿用旧说,造成西南古代民族历史叙述上的混乱,必须将以修正。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摒弃"外来"思维,实现从"外来叙事"到"本土陈述"的回归。把材料还原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西南民族与区域历史和地方文化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对"三大族系说"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外来说"叙事传统,包括各种"大迁徙""大传播""大叙事"等"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认识,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

大藏经的翻译传播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发展的影响

古代佛教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大藏经的翻译和传播,对我国古代很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发展和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多种民族文字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对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所起的催化作用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重点分析。

论“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语言构成特点

"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形成于元明清时期由当时的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包裹"下为打通古驿道而在内陆地区建立贵州行政区域的多族群地区。这条古驿道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瑶族、毛南族等10多个世居少数民族。这些民族语言的构成由于族际互动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里仅就这条古驿道中的多民族语言分布及变化特点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