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类书涉医文献的历史特点及当代价值

日用类书自南宋末年诞生伊始就收录有医学文献,并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出风貌迥异的文献特征。通过历史性与共时性两个视角,梳理总结日用类书涉医文献的三个历史特点:内容类型两极化、医学知识实用化及资料来源时效化。日用类书涉医文献作为中医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医文献学、中国医学史、出版文化史、通俗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当今编纂入门医书和中医药科普书籍以及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研究——以《藏四茹兵册》为考察中心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是研究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要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典型代表有《藏四茹兵册》。本文从历史军事档案角度解读《藏四茹兵册》,考察其表征、主旨和制度,探讨其在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上的成就。旨在以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为凭据,考量清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阐释西藏地方各民族军事制度之间存在多元“互鉴”,以证明西藏地方档案是中华多民族历史档案的有机构成部分,进而阐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粉碎西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

论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及其对记言文本文体的影响

文字的出现和史官职守的明确使先秦史官的文本书写成为可能。从殷商甲骨刻辞到周代《尚书》《逸周书》《国语》的文本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官的主体意识在逐渐觉醒。从口头语辞到文本书写的转变、甲骨刻写的布局、时空秩序的安排、摆脱神圣仪式限制的验辞书写等方面,体现了殷商史官主体意识萌芽。警诫君王、垂宪后世则是西周史官主体意识中的基础和核心,其表现在:对基于口头语辞的文字加工;整体语辞风格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特征,具有一种从艰深古奥到明白晓畅的规律性;语气助词的数量呈现出一种由多到少的变化。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影响了文本书写的文体特性:记言体史书的文体特征突出了篇名与“言”的关系;形成了庄重严肃的语言风格;记言文本书写中的语辞引用不断增多,既有经典,亦有口头语辞,涉及诸多文体。

再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以小说中的诗歌为考察中心

《水浒传》第四回有一首诗(“九里山前作战场”)引自杨慎的《廿一史弹词》。根据《廿一史弹词》的编撰时间,杨慎的生平经历及《词品》中有关宋江词等相关文献,可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三年至十六年(1524—1537)之间。《水浒传》还有3首诗中有诗句引自明中后期的诗集、笔记,可为“嘉靖说”提供佐证。“嘉靖说”有李开先《词谑》、钱希言《戏瑕》、杨慎《词品》、高儒《百川书志》、郑晓《今言》等可靠文献作为佐证,相比“元末说“”元末明初说“”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具有更充分的说服力。

《武林藏书录》的杭州藏书史书写及其理念

《武林藏书录》长期被视为丁申的个人著作,然而该书稿本的发现,却充分说明此书是丁申、丁丙兄弟二人接力修撰增订的成果。在增订补辑该书的过程中,丁氏兄弟不仅增加条目、充实内容,而且注重改进撰述方式、区分类别。比对《武林藏书录》稿本和刊本,可以发现丁申和丁丙着意推进杭州藏书肇始,丰实杭州藏书内涵,推阐杭州藏书精蕴,加之其书对杭州文化世家的重点刻画和对杭州文化兴衰的着重摹写,对杭州社会现状和社会风气的揭露批评,充分揭示出丁氏兄弟寄寓在杭州藏书史书写中的地域意识、文化情结与现实关怀。

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编纂中的“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

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编纂经过近千年的积淀与钩沉,并受中原汉文史学影响,史书编纂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得到极大提升,编纂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积累了丰厚的编纂史书、保存史书、运用史书的方法与经验,门类也越来越细。本文在查阅和运用汉藏文文献中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藏文综合体史书在明代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的编纂理念,分析了明代综合体史书“述而不作”的汉藏历史渊源,阐明了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中汉藏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对于研究西藏历史、藏文历史文献编纂理论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时代《史记》整本书阅读研究与展望

现行语文课程标准是在党的十九大方针指引下制订的,全面贯彻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其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位居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十八个学习任务群之首。新时代开展《史记》“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有其深厚的内在历史基础、科学政策依据和学科理论指导。实施《史记》整本书阅读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立德树人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以来,《史记》整本书阅读研究在读法、评价及《史记》技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对《史记》文化源头认识不清、所选教本非“《史记》整本书”、对《史记》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新时代在基础教育中继续推进《史记》整本书阅读,应记取司马迁以来《史记》传承与研究的来时之路,铭记语文前辈《史记》研究的成功之路,更要走好守正创新之路。

传承中国藏书文化,推进图书馆史志编纂——“海源阁藏书暨中国历代图书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目的/意义]2023年7月7日至9日,“海源阁藏书暨中国历代图书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聊城举办,深化和推动了以藏书和图书馆史为主题的学术研究进程。[方法/过程]本文将对与会专家和学者在海源阁藏书文化研究、中国图书文化综合研究、图书馆史志编纂问题、近现代图书馆史研究、图书馆人物研究等方面的研讨内容和学术成果进行评述。[结果/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从新文化史和国际视野的角度,强调史料的整理和研读在中国图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考释

以“道性善”为“孟子第一义”,以“称尧、舜”为“第二节功夫”,这是人们对《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的一般看法。作为考释价值显著的大章,《道性善章》既涉及文史考证问题,又涉及哲学诠释问题,需要考证与诠释双管齐下。唯有在《孟子》单章研究的新范式下,《道性善章》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史考证问题方能引起深切的关注,那些众所周知的哲学诠释问题方能得到更深的理解。全面地成就《道性善章》的单章研究,实质就是真切地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

服务学习:以书法艺术活化古籍的文化教育实践

图书馆是高校教育的第二课堂。通过总结中国香港城市大学书法传承项目的实施经验,介绍该校邵逸夫图书馆引入“服务学习”推广馆藏古籍资源的教育模式,以书法艺术引导当代学生接触古籍资源,并分析此项服务学习的目标、方法与步骤及实践的效果,试图为高校图书馆古籍资源推广与文化教育活动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

论胡道静先生对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的贡献

文章对胡道静先生在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方面的贡献作了较为全面地总结。在古籍整理方面,从古籍普查、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梦溪笔谈》校证与沈括研究、科技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图书馆学方面,从《上海图书馆史》、图书馆的杂忆文字、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从《晋书》看《史记》在两晋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两晋时期随着史学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史记》的史学地位明显得以提高,《史记》越来越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学习评论司马迁与《史记》初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纵观两晋时期《史记》传播与接受历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对《史记》进行考证注释,是两晋学者孜孜以求的事业;对司马迁与《史记》有关问题的研究探讨,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深入;学习研究《史记》人群的扩大,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特色;《史记》鉴戒功用与史学地位的提高,是两晋《史记》身价获得提升的主要原因。

茅盾眉批本:来龙去脉、辨章学术、去伪存真

茅盾眉批本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极具价值的稀见档案史料,是解读作家的重要依据。通过文献调研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茅盾眉批本的形成、发现、发掘历程,厘清了茅盾眉批本的基本概念与基本数量;根据茅盾眉批本的批注内容长短与结构,划分为点评、批注、札记三种类型;从公藏背书、二重证据、字迹比对的视角对茅盾眉批本的真实性进行了阐释。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媒介视野中的白鹿洞形象:呈现与建构

1901年,清政府颁发政令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发展进入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阶段。上海近现代报刊发挥媒介优势,对书院停办之后的白鹿洞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与描绘。以上海媒介为视角研究白鹿洞,可以更全面、更立体地展现1901—1949年白鹿洞书院沧桑变化的历史图景和丰富深刻的历史形象,从而深化对白鹿洞的研究。

加强大学生“四史”教育的理论基础、时代价值与现实路径

高校大力开展大学生“四史”教育,既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任务;又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落实高质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求和必要手段。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有效途径,是持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培养勇担时代重任的“四有”新人、“六有”大学生的有力武器。高校应在正确认识大学生“四史”教育意义的基础上,树牢政治导向、坚持辩证思维、把握学科属性、突出时代特性,真正做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教育。

深耕与细化:近五年中国档案史研究述评

对近五年来中国档案史研究成果的发文时间、作者发文情况、来源期刊分布、关键词分布等进行分析,提炼出古代文书研究、档案史史料研究、文档名词研究、历史档案整理研究、近代档案人物思想研究等五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总结出研究成果存在研究人员较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和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研究内容较分散、研究思路还不够开阔、学术成熟度较低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未来中国档案史研究着力点应落在中国档案史史料学研究上,它是档案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汉代史传中的褒姒形象述论

褒姒形象的定型是在汉代完成的,而《史记》《汉书》奠定了正史中的褒姒形象。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描绘了一位神秘而客观的褒姒,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位不同于《诗经》所描写的真实的褒姒形象。班固全盘接受《诗经》的观点,“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仅在《汉书》中确立并进一步强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褒姒成为汉代之后“红颜祸水论”的典型,这不仅是男权主义时代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论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的作用——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为例

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有着重要作用。顾实于《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多次利用史志目录判断典籍亡佚时间,惜其结论时有瑕疵。文章补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中的失误,进而探讨在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时史志目录的使用问题及该方法的局限,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论《元经》的史学价值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对《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走出书斋:学术普及读物书写的内容、价值和原则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抗战神剧及肆意编纂的通俗书籍,搅乱普通大众的历史认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纂题为“抗战史话”的学术普及读物,从战争、战役书写,抗战中的群体、人物的书写,以及沦陷区抗战内容书写三个方面,向全社会展示抗战史研究学界的基本成果和研究水平,大力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成果普及,坚决驳斥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和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