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四重逻辑”

邓小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杰出代表,而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经典之作。具体来讲,“促改革”化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张力,“抓本质”得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领,“定标准”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底气,“提原则”划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底线。因而,促改革、抓本质、定标准、提原则可以成为南方谈话文本视域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四重逻辑。这四重逻辑构成了四重意蕴,它们层层递进、有机耦合、互成系统,有力地凝聚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合力。

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果。邓小平的初心及其与其他革命者为新中国诞生和内地完全解放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使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他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开拓者。他阐述了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历史条件,为其作出重要政治理论准备,实施了一系列“大政策”。他主持党的十三大开幕式,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工程初步成型。他在“南方谈话”中全面论述了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工程中的重大政治理论战略问题。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邓小平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实践启示——基于南方谈话的一种理解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政治主体;社会主义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刚性保障;“三个有利于”和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依准与目标。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邓小平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实践性、系统性与开放性是邓小平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持续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属性,不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

从“破冰再行”到“乘风破浪”——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奠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新篇章。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等重要理论观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精炼阐释,破除了思想疑惑困局,将人们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吹响了改革开放破冰再行的号角,深刻改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势。同时也从长远上为今天乘风破浪,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邓小平南方谈话重要思想的深化与升华的必然要求和最新成果。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社会主义话语建构的范例,对于当下我们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不仅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话语主题,而且确立了革命和改革、计划和市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和平与发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基本范畴。同时,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时,南方谈话所遵循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实践、不断创新、积极吸取传统文化资源等重要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方向。

“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南方谈话”是一篇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 ,包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它通篇贯穿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 ,旗帜鲜明维护改革开放和反“左”的理论勇气以及大胆破除教条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 ,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虽然诞生于 2 0世纪晚期 ,但它的指导作用却是跨世纪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论述的历史价值

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述 ,应从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核心环节的视角进行新的理论阐释 ,因为社会发展模式核心环节的选择决定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败 ,而南方谈话这方面的论述是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核心运作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思想突破。

“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私营经济的变迁

改革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六大召开,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具突破性的十年。在这十年里,私营经济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发展最快的部分,私营企业主已同其他阶层一道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邓小平南方谈话使私营企业发展驶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春天。中共十六大为私营经济发展和私营企业主进步扫清了障碍,使之政治地位更加鲜明,是私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春天。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读《朱镕基讲话实录》几篇讲话的体会

1992年3月,针对当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的片面性,朱镕基强调对邓小平"南方谈话"要全面正确地理解,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要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朱镕基在"要不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三个问题上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都是一致的,而不是同其唱反调。一方面,朱镕基坚决拥护邓小平关于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观点,另一方面,朱镕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主张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等思想,特别强调"发展"的约束条件,主张保持"快速发展"与"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平衡。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成为伟大文献与邓小平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它今后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针。

开创中国新历史的指路之作——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哲学蕴涵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度信任历史的创造者——人 ,热切期望人们进一步行动起来去创造历史 ;认为对于我国这场没有先例的实践创造活动 ,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我们对社会历史基本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了解 ,制定价值准则 ,把握待创造的制度体系的功能性规定 ;具体而历史地肯定和颂扬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 ;在谈经济发展时首先是谈主体需要 ,并且是同主体需要结合起来考虑客观可能性 ;他的“计划多一点 ,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判断蕴涵着哲学中存在“中性”范畴的原理。他在谈话中所表现出的乐观主义 ,是对人类历史的绝对规律的确信 ,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相对规律的乐观期待。

科举教育与“剪灯二种”的禁毁

关于中国小说史上首次禁毁的原因,学界的认识值得商榷。如果从明代科举考试与官学教育的角度审视,我们就会有新的启示。在科举考试的挤压下,明正统年间的国子监教育陷入了严重危机。临危受命的国子监祭酒必须重拳出击,严厉整顿已是必然选择,这是"剪灯二种"禁毁的必然性。但如何整顿,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则与继任者个人的立场、性格与行事方式有关,因人而异,这是"剪灯二种"禁毁的偶然性。禁毁事件严重影响了"剪灯二种"等小说的传播,很不利于明代中前期小说创作的复苏。

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

从1978年9月访朝归来到12月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课题,而且多方面地阐明了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要在哪些方面改革开放和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实际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为"三中全会"最终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过程,重温邓小平当时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邓建军精神的解读与核心能力的构建

邓建军是高技能人才的成功典范,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培养邓建军式的人才,是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深层次教育改革问题。对学校来说,除了让学生掌握一些需要不断更新的技能外,社会适应性和终身发展能力培养应成为改革的攻坚目标,即培养具有邓建军精神和核心能力的邓建军式技能型人才,这也是高等职业院校应尽的社会责任。

邓小平理论发展的两次高峰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有两次高峰,分别是1978年“北方谈话”和1992年“南方谈话”,前者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后者是邓小平理论的“成熟之作”。两次谈话都发表于重要的历史关头,具体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两者都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造性解决——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问题。邓小平尤其是他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南方谈话"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把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强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它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新之处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把资本主义也区分为制度层面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面,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用。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脱去了过去强加在市场经济上意识形态的外衣,恢复了市场经济客观性的本来面目;确定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斯大林所设置的社会主义体制,改变了其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大经济特征;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搞市场经济近百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可以说,它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里程碑。

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本事考

阮屿的《传奇漫录》是越南小说史上第一部汉文传奇小说集,具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开启了越南传奇小说创作的高潮。在情节内容、艺术构思和语言等本事方面,《传奇漫录》主要模仿、借鉴了《剪灯新话》,同时也借阮屿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超群的艺术想像力进行了创新,在融合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