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立法的完善

在肯定法人犯罪的基础上,法人犯罪立法中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法人犯罪的范围、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以及法人犯罪中法人与相关法人成员的关系。在刑法分则中挑出部分罪名进行立法的方式,固然有助于控制法人犯罪的范围,但还存在着罪名稳定性缺乏、选择标准模糊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宜采取普遍性的立法。由于替代责任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相悖,容易导致法人责任认定过于宽泛,故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应采用组织体责任,法人成员的意思一旦转化为单位整体意志,该意志即成为单位犯罪的意志。基于组织体责任,立法应明确企业事前合规对法人犯罪成立的阻却作用。同时,在两罚制视野下,法人犯罪中法人与法人成员属于两个不同的犯罪主体,法人成员的犯罪并不依附于法人,立法应统一规定,法人成员的犯罪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

网络犯罪防治中的轻罪扩张及其限度

网络犯罪的防治目标导致刑法不断扩张。当前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如何理性认识并调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防治功能及其限度。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起诉人数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应当认为本罪的出台和适用基本符合刑事正义,但需要做出一定的调适。其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基本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被帮助的行为类型属于刑法上规定的行为类型即可,这平衡了应对网络社会风险和满足公民可预见性的需求,是在网络空间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新趋势。其二,根据罪刑相当理念,从一重罪论处不应当仅仅看重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应当考虑罪名标签是否适当、全面评价了帮助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在帮助多种犯罪行为类型时,认定为本罪更加适当、全面,但可能需要法定刑幅度的增设与匹配。其三,在程序正义上,客观罪量和主观“明知”可以通过严格的程序得以确认,但在打击“两卡”犯罪导致案件“井喷”的态势下,需要调适“两卡”犯罪线下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

双层法益视角下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分析与规范适用

高空抛物罪保护双层法益:公共秩序是“阻挡层法益”,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个人法益是“背后层法益”,在功能上,两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高空抛物罪司法判断的关键在于以双层法益为指引对该罪构成要件进行合理解释,厘定处罚范围,为高空抛物罪与其他罪名和民事侵权之间的界分提供依据。一方面,基于双层法益指引,对行为要件、高空、情节严重、主观故意等构成要件予以实质性解释。另一方面,将高空抛物罪第2款视为想象竞合,结合已有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理清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竞合关系与适用规则。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司法治理研究

当前法律规范下,大量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定并处之以刑罚,不仅难以实现刑法惩罚与保护的目的,反而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对其中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在司法裁判中作出罪处理不仅具有必要性,还能够从损害可弥补、被侵害的法益可修复等角度找到理论支撑,在我国现行实体、程序法框架中也是有据可依的。非法提供两卡构成犯罪案件,如果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可能性低、行为本身危害性小、行为人事后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赔退赃或有其他轻微情节,可以考虑在司法裁判时免予刑事处罚。

犯罪证明阶层构造理念的提倡

犯罪证明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发轫于犯罪论的阶层构造理论具有融汇性品格,可以上升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理念共识,并在实践先行的犯罪证明领域提炼并倡导阶层构造理念。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该理念的哲学基础,从客观到主观是该理念得以凝炼司法真知的方法论依据,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是该理念的制度展开,阶层递进的司法权能观、程序事实观、证明标准观是有效获取司法真知的直接保障。犯罪证明阶层构造理念应在实践智慧指引下保持自我更新,成为立法及制度革新的牢固基础。

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中徇私要件的认定与分析

渎职犯罪中的徇私是指犯罪动机;在犯罪论体系中属于主观责任要素。徇私要件的含义不能等同于生活用语,一些没有超出一般社会观念容忍度的私情私利,不属于刑法中的徇私。为了本单位利益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徇私。在共同渎职行为中,是否具有徇私目的应遵循“责任个别”的认定规则;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认定具有徇私目的并成立相关渎职犯罪的共犯。徇私情应当与个人私交、上级指令进行区分;认定徇私利须与渎职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联。

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模式研究

印证审查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中虽然具有普遍适用价值,但难以解决部分毒品犯罪的特殊证据属性引起的证明难题。毒品的易损毁性、犯罪行为的可分离性和高度隐蔽性等特征,以及侦查取证不及时、不规范,易致毒品犯罪案件呈现“孤证”的特殊证据构造,在犯罪嫌疑人拒绝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形下,严格适用印证审查模式或导致追诉犯罪陷入两难境地。检察官的证据审查思维应从对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三性”审查向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二阶层审查转变,避免对印证审查的过度注重和机械化运用。在此基础上,以打破特殊犯罪中司法证明的僵局为契机,进一步实现由印证审查向坚持客观印证与主观“自由心证”耦合的路径改造,推动公诉环节证据审查的规则转型。

基于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源流和实质对我国刑事立法修改的展望

2023年3月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推进的企业合规刑事激励试点目前进入了关键时期,突出的问题是试点工作面临着刑事制度供给不足的难题。鉴于企业合规制度滥觞于西方,故以美国的制度为线索梳理和分析该制度的历史嬗变和主要内容,展示了从企业合规制度发展而来的企业刑事合规之独立地位和价值。由于中美两国的法律结构存在差异,我国的刑事合规激励制度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之上,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维度提出了相应的立法修改建议。

“双向交流”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共同犯罪的认定——以姜某君、柳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为视角

关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双向交流”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厘清此类案件共同犯罪的结构和本质,对于司法机关准确辨识金融机构内外人员正常合作抑或恶意勾结,防止合作关系异变,精准打击共同犯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需要特别审查双方信息的流向、内容、方式以及意图,重点把握双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身份犯,鉴于身份和职务内容的差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成立间接正犯,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成立共同正犯。在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应秉持刑法谦抑原则,视“正向传递”与“反向传递”未公开信息的具体情况进行认定。

双层社会下短信嗅探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在双层社会背景下,针对短信嗅探犯罪的刑法规制陷入困局,由于保护法益范畴不明,导致无法对技术作出合理的刑法解释,并且适用的罪名存在竞合。短信嗅探犯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财产法益和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所以应该适用双重法益说。由于受双层社会场域特征的影响,短信嗅探犯罪实行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刑法解释发生异化,应该基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来解释实行行为。在具体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应该适用盗窃罪来保护财产法益,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并在量刑标准上“升维”,保持刑法谦抑性。

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刑事犯罪——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刑事犯罪率的迅速攀升,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探讨刑事犯罪率上升背后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因素。基于一个全新的2000年到2008年间包含22个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城市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平均上升0.167%。进一步的分解计算表明,样本大城市刑事犯罪率偏高,大约平均分别有26%和40%可以由大城市潜在犯罪获利机会集聚,以及犯罪被发现概率较低中得到解释。本研究直接的政策含义是,旨在改善低收入群体尤其外来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公共政策,特别是提升农民工边际产出的职业技能培训类项目,将有利于改善中国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社会治理秩序,让城市更好地发挥要素集聚效益。

犯罪新闻报道的双向效果与少年犯罪

犯罪新闻报道作为向受众提供犯罪有关信息以及价值评判的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其对未成年人而言具有双向的效果,既能提供一种校正的模板,成为一种强力的社会控制器;但是,由于某些犯罪新闻报道基于经济效益的冲动,热衷于提供一些犯罪的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又会成为刺激、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因此,应当通过加强国家监管、规范新闻从业人的报道行为以及提升未成年人媒介素养等方式使之达到一种有机的平衡,这一点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资参考。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帮信罪抑或掩隐罪: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的归属困境及出路

“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是帮信罪的行为模式之一,行为人实施帮助正犯转移、隐匿犯罪所得行为还受掩隐罪构成要件的检验,致使其行为游离于两者之间,时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破解此困境需要以限缩解释的立场出发,将其放置在共犯行为正犯化立法例的框架下,基于行为的帮助属性,遵循帮助犯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以行为发生阶段为基准,并将其与掩隐罪入罪主观层面的“明知”在内容与程度上作出不同程度的界分,厘清行为人实施“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而实现帮信罪立法之初所期达到之效果。

“两抢”问题探析

在分析“两抢”案件发案特点的基础上 ,主张引入“危险倾向人员”概念 ;在网络控制前提下 ,加强对出租房的监控与管理 ,对“危险倾向人员”进行重点监控 ;对抢夺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作出分析 ,认为对随附暴力强度较大的行为不应一律以抢劫罪论处 ;主张把抢夺罪界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

短缩的二行为犯“目的”的体系归属及其共犯问题探究

在我国刑法中实质的故意概念之下,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目的"无法纳入到故意之中,是和故意并列的主观要素。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目的"应例外地被承认为主观的违法要素。短缩的二行为犯的共犯问题应依据客观违法论"违法是客观连带的,责任是主观个别的"的基本立场加以解决。

乡土秩序的失落——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及其防治机制不能从流动人口群体以外的范围内去寻找 ,必须深入到生成流动人口的具体社会结构中去探寻。该社会结构主要有二方面要素 :城乡二元格局 ;户籍管理体制和现存的庞大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犯罪的基础性原因是存在于流动人口群体中的乡土秩序在城市中的失落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预期的落空。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寻找一个重建秩序之路 ,也就是经过小城镇化而达到全面的城市化。其目标是消除两种秩序的差别和对立 ,直至建立最大限度遏制流动人口犯罪的新型秩序。

关于抢劫罪“两个当场”的讨论——从洪某抢劫案谈起

本文从洪某抢劫案出发,通过对实践中各种各样的抢劫情形的分析,以及对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和绑架罪的辨析,得出抢劫罪的成立与既遂均不需要"两个当场"。并且提出主张:判断罪数的标准应当是犯罪构成客体的重合性,而不是犯罪构成。

废除“嫖宿幼女罪”的研究综述

2008年至2012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先后提出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议案及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之后,该问题遂成为公众议论与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也对之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回顾嫖宿幼女罪出台的法律依据和历史背景,考察和分析嫖宿幼女罪的文献和课题研究及网上争论,以及嫖宿幼女罪在法律上存在的弊端,以促进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保证女性在法律上的权利,更好地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