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负排放策略的综合效应——基于N‑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已达“气候紧急状态”,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宣布碳中和目标和净零排放承诺。在气候变化减缓和传统的适应措施之外,自然科学领域和气候经济学领域探讨负排放技术经济可行性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视角对负排放技术综合效应的评估还比较少。该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理论,将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与宏观经济学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相结合,构建包含自然生态系统部门的N‑DSGE模型,对负排放技术的气候效应、生态效应、经济效应以及福利效应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表明:①当可用技术条件下传统减排措施达到最大减排潜力后,可以依靠负排放技术实现净零排放乃至净负排放。②低强度、小规模实施负排放技术具有正向的气候、生态和经济效应,然而随着负排放技术实施强度增大,气候效应增强,经济效应削弱,社会综合福利明显降低。③敏感性分析证明了评估结果的稳健性,并进一步表明负排放技术的实施效果会受到传统减排水平和自然碳汇能力的影响。基于评估结果,应谨慎扩大负排放技术实施规模和实施强度,加强科学技术研发,降低技术成本;对不同负排放技术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强负排放技术实施的治理,尽可能避免和最小化其负面影响,促进气候、生态和经济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部署负排放技术不应放松传统减排的努力,应降低碳达峰峰值,同时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

基于DREAM算法的DSGE模型参数估计精度研究

文章将人工智能算法中的DREAM算法首次应用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估计中,并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LS(2005)为例对该算法的估计精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待估参数随机抽样序列的箱线图来看,由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随机抽样序列的箱体长度均比RWMH和IMH算法产生的箱体长度要长,说明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分散程度比RWMH和IMH算法要大,表明了DREAM算法遍历参数空间范围更为广泛,算法逃逸局部最优值的能力更强。另外,从箱线图中的中位数数值来看,除了5个参数以外,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中位数相比RWMH和IMH算法,与真实数据生成过程更为接近,说明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值大部分都集中在参数的真值附近。由于DREAM算法依据IQR统计方法除去无用链,故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异常值也明显降低,而RWMH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异常值尤其多。从待估参数的90%最大后验密度可信区间来看,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90%最大后验密度可信区间除了3个参数以外,其余全部包含了真值,而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分别只有7个和1个区间包含了真值,表明DREAM算法的估计不确定性远小于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最后,根据待估参数的无效因子来看,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序列与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相比,其相关性更弱,即无效因子数值更小,这一点进一步验证了DREAM算法遍历整个参数空间的能力更强。

消费污染、环保税与经济发展——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外加以消费为主要驱动的新增长模式导致消费污染在总污染中的份额比重越来越高,因而将消费污染纳入环保税政策分析框架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为此基于垄断竞争市场,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在环保税政策下,生态型企业技术冲击、环保技术冲击、环保税税率冲击、消费者环保意识冲击对产出、消费、环境质量等宏观变量的动态影响。模拟结果发现,生态型企业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提升短期内会增加产出和消费,降低生产端污染排放。环保税税率提高也会降低生产端污染排放,但会对总产出和消费带来负向冲击。在不考虑消费污染情况下,生态型企业技术冲击、环保技术冲击、税率冲击通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而在考虑消费污染时,环保技术的提高和税率的增加给环境带来的改善作用会减弱,而生态型企业技术提高虽在期初会给环境带来小幅度改善,但之后由于消费污染排放的累积,反而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且在消费污染占比不断提高情况下,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更为重要。建议政府一方面应加大财政补贴,对环保技术的研发行为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同时积极推动污染企业更换新的排污设备。另一方面,在环境监管时既要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也要关注消费过程中带来的隐含污染排放,倡导企业不仅要使用更加绿色的生产技术,也要生产更加绿色环保的产品。同时政府应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引导居民选择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基于异质性厂商NK-DSGE的模拟分析

创新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决定了我国能否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厂商、金融部门及政府部门的NK-DSGE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及政府创新资助三类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创新激励政策对创新生产部门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由于作用时效和作用力度的不匹配,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同的创新激励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政策组合的效果又有所不同。随着家庭对创新生产部门最终产品偏好程度的增强,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依然存在,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技术和需求都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隐性担保、信贷资源配置与“双支柱”调控——基于BGG-DSGE的模型分析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底线。政府隐性担保有利于降低信贷融资的摩擦成本,发挥应对危机的兜底作用,但亦会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和偿还约束上的偏向性分布,造成信贷市场的分割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并随着错配度的加深,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新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搭配,被称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用以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分析表明,当经济面临各种风险冲击时,“双支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调控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有利于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起到控制非理性抬高杠杆率及抑制系统性风险积累的作用,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提升经济福利,促进信贷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DSGE模型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基于此,构建了一个包含碳循环、气候变化因素以及多个经济主体的DSGE模型,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理论和数值模拟来深入阐明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负效应,导致产出、消费、投资、资产和福利水平下降,通胀率上升;同时,信贷政策有利于绿色激励作用,而提高碳价则倾向于对棕色产品厂商的约束作用。基于此建议明晰减缓气候变化责任,呼吁采取相应行动;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碳中和领域快速发展,促进碳密集型产品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积极制订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加强改善农业、能源等应对气候变化薄弱的环节。

DSGE框架下的中国企业家信心、投资者信心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为探讨企业家信心、投资者信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同影响,构建了包括两信心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拟信心变动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冲击。结果表明,投资者信心冲击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企业家信心冲击对中长期经济波动的解释力更优。政府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调控市场供给侧两大主体的信心因素,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结合企业家信心和投资者信心作用宏观经济波动的时间特征,制定协同配合的长短期经济政策。

优化营商环境改变了财政政策效率吗?——基于NKQ-DSGE模型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微观主体投资调整成本,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微观环境。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NKQ-DSGE(New Keynesian with Tobin s Q-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财政政策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会降低投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政策的托宾Q效应,但对积极财政政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财政支出政策和降低消费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加剧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政策乘数和弱化政策效果;对于降低资本税政策和降低劳动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提升政策对私人投资的促进效应,从而提高政策乘数和强化政策效果。因此,应偏向于使用乘数较大的政策工具,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应协调配合,实现财政政策从“加力”向“提效”转型。

宏观审慎、流动性约束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从国家金融学理论出发,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重点分析并比较了在人民币存在国际流动性约束的情形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不同货币规则的搭配效果。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两种货币规则下的经济系统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在利率规则下采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缓解产出波动具有更为明显的效果。研究表明,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中国应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重视引入汇率变化的泰勒规则的运用,进一步完善货币规则与宏观审慎的协调搭配机制,增强政策合力,以实现调控效果最优化。

基于DSGE模型的COVID-19经济冲击效应与财政政策选择研究

自COVID-19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本文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了COVID-19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并提出COVID-19不是以单一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影响经济,而是以一种混合冲击的形式影响产出、通胀和利率。为应对COVID-19造成的经济冲击,考虑到目前全球低利率环境常态化,货币政策受到有效下限约束难以发挥稳增长的作用。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通过设立泰勒型财政政策规则,分析在不同冲击场景下的最优财政政策。

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研究

构建居民、厂商(包含数字经济厂商)、政府3部门DSGE模型,重点研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随机冲击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类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投资冲击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对数字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效应越强,所引致的环境经济效果越佳;数字经济结构调整能够显著推进数字经济产出和碳减排。整体来看,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数字经济投资冲击、数字经济结构调整等不同政策呈现出增长降碳协同效应。

宏观经济动态性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选择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变量和环境政策变量对经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视角并结合数值求解法对限额排放、强度目标制以及污染排放税等三种环境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视角下,污染排放税政策优于限额排放和强度目标制政策;在减少经济波动视角下,限额排放政策应是优先选取的政策机制。与此同时,环境政策的选择还受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来源的影响,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技术创新时,限额排放政策为优选政策;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政府消费支出或货币政策调控时,三种环境政策间无明显差异。政府应致力于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植入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中,考虑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即环境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做到环境政策决策基于宏观经济,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和现状恰当的选择环境政策工具,以优化环境政策实施效果。

理解我国名义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时变特征——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与TV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DSGE模型与TVP-VAR模型对"利率调整→股价修复→经济复苏"这一政策传导路径的有效性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结果发现:理论上,名义利率调整可以有效平抑资产价格波动进而带动投资增加,从而稳定实体经济增长,但在实际传导过程中,各变量对利率变动和股价变动的反应却较为缓慢。此外,名义利率调整对股票价格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而股价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是一个缓慢过程,两者对比鲜明,这从根本上揭示了虚拟经济变化较快而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内生机理。因此,我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应理性看待现阶段的实体经济下行风险,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和经济行为的良性指引作用已经失效,而是由于实体经济对政策调整的反应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

区域创新体系模拟与预测:多主体DSGE建模分析

将多主体协同创新理论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对创新体系发展推动作用的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相结合,构建区域创新体系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组、预期效用函数和拉格朗日函数,进而形成了由30个模型组成的河南创新体系DSGE模型体系。以河南为例,运用贝叶斯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等进行参数估计、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从而分析出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的波动对河南创新体系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作用效果。随后,利用H-P滤波法分析河南创新体系主要变量的波动特征,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财政政策冲击对社会福利及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笔者通过构建含有多冲击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比较了不同财政政策环境下的社会福利大小,并以我国1997年至2013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模型检验及数值模拟分析,深入研究了技术冲击、财政支出冲击及税收冲击对社会福利和产出、消费、投资、就业、通胀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分析表明,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均增加了社会福利,采用财政支出工具进行经济调控能得到最大的福利效应,消费税的福利效应次之,资本税的平均福利效应最小。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同时表明,财政支出冲击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而劳动税冲击具有高度波动性。财政支出冲击及税收冲击对于社会福利和投资的影响比较剧烈,而对消费、产出、就业、通胀等经济变量的影响较小,这对我国在保持货币政策持续性和稳健性的情况下,灵活地调整财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供求冲击与我国经济外部失衡——基于DSGE两国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为分析我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运用当前国际经济学领域先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两国模型研究方法,模拟了在不同消费替代弹性下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和以货币冲击为代表的需求冲击对一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冲击发生后该国的外部资产和汇率水平会从初始的"0均衡"状态偏离,而到最终收敛大约需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我国的经济外部失衡,文章也依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DSGE模型分析

文章建立一个三部门经济DSGE模型,使用中国数据对模型中的参数校准后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分析模拟数据的脉冲响应图、波动性和自相关性发现,含金融加速器模型模拟的数据对实际数据的解释能力更强,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有助于放大和传播所有对投资和产出暂时冲击的效应。该结论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中国经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性,并验证了中国信贷市场摩擦导致金融加速器机制提高了标准宏观经济模型解释正常周期波动的能力。

基于DSGE模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兼论货币政策的应对

本文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为此,本文构建了DSGE模型对比分析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债务的条件下,银行存在着道德风险,会过度地主动承担风险。为应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造成的低效率,本文设计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应适当容忍通货膨胀的波动,优先关注实际利率,以降低由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

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的经济效应:基于TSO-DSGE模型的研究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贸易品生产商的三部门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了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贸易中介部门,定量分析了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①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对我国产出的影响较为显著,抑制强度达71.3%,持续时间大致为10季;②对于厂商而言,税收冲击会提高产品价格,抑制国外居民消费,引发国内产出下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内资本和劳动会转向传统贸易品和非贸易品;③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虽会导致收敛周期变长,但能更有效应对税收冲击;④跨境电子商务产品替代弹性越小,税收冲击的负面影响越小;且减少替代弹性能使税收冲击响应强度按64.22%的速度衰减,同时使产出波动周期平均缩短4.75季。据此,提出培育品牌卖家、增强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细化目标消费者、提高消费价格粘性,出台临时性出口补贴应对机制、落实解决出口退税难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