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引导企业“脱虚向实”,创新升级已然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探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认为,适当投资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过度的金融化会抑制企业创新。该结论在经过更换模型、倾向得分匹配两个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调节效应显示,高管金融背景能够弱化两者间的倒U关系,而环境不确定性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为探究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对为企业创新配置金融资产,提供稳定现金流环境,合理进行金融投资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体育锻炼与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倒U型关系:抑郁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体育锻炼与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抑郁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STATA 15.1软件对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等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与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体育锻炼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通过建立中介模型考察抑郁在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结果:体育锻炼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P<0.001),与抑郁呈U型关系(P<0.001),抑郁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P<0.001),农村与城市老年人倒U型曲线出现拐点的阈值分别为3.133、3.455,在男女老年群体中倒U型曲线出现拐点的阈值分别为3.231、2.938,抑郁在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结论:体育锻炼在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剂量效应,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老年人体育锻炼既可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可通过抑郁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

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中国1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识别数字产业集群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制,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路径。利用A股上市公司的空间匹配数据,研究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间存在“倒U型”关系,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数字产业集群通过贸易利润、市场集中度和供应链集中度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因企业所在城市和行业而异;恰当的数字产业集群对相关企业提供较低的要素成本、广阔的协同合作空间与知识共享,过度的数字产业集群带来“同质化竞争”和供应链与行业“头部固化”,以及压缩企业盈利空间,减少企业信息共享与产品服务创新。

品牌价值与财务绩效的U型关系——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以2013—2019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品牌价值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社会责任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品牌价值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随着品牌战略的持续实施,品牌价值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由抑制效应转向促进效应;(2)社会责任负向调节品牌价值与财务绩效的U型关系,其曲线形态趋于平缓、拐点左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减小品牌战略实施前期与后期在经济效益方面的较大差异,同时加快品牌价值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

创新要素集聚与城市间均衡发展:“一城独大”还是“携城发展”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创新要素推动城市间均衡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共识。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创新要素集聚对城市间均衡发展的直接影响、作用路径及空间效应,随后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路径分析模型等实证评估了创新要素集聚与城市间均衡发展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1)创新要素集聚与城市间均衡发展之间存在先“一城独大”后“携城发展”的U型关系;(2)创新创业活跃度能够作为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城市间均衡发展的作用桥梁;(3)相较于不与省会、直辖市相邻城市和经济发展落后城市,省会、直辖市或与省会、直辖市相邻城市以及经济发展领先城市的创新要素集聚与城市间均衡发展的U型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4)创新要素集聚对城市间均衡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该效应存在典型的地理距离衰减特征,600km以内创新要素集聚的溢出效应较强。研究有助于识别创新要素集聚对城市间均衡发展的具体影响,能够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煤层排放钻孔直径和排放时间对排放半径演化规律的影响研究

煤层钻孔排放半径是局部防突的一个关键技术参数。为获得煤层钻孔排放半径与排放钻孔直径、排放时间之间的关系,以祁东煤矿为试验地点进行考察试验。采用现场试验与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在不同排放钻孔直径和不同排放时间下的煤层钻孔最大排放半径的演化规律。建立了一种排放半径计算方式;实测了祁东煤矿9煤层不同排放钻孔直径在排放不同时间后的最大排放半径;数值模拟获得水平方向上钻孔周围瓦斯压力呈现“U”形分布;排放时间相同情况下,煤层钻孔最大排放半径随着钻孔直径的增大而增大;排放时间和钻孔直径与排放半径分别满足不同的函数关系;获得了排放半径与排放钻孔直径与排放时间的耦合关系。

右江盆地大际山U-(Mo)矿床围岩蚀变特征及微量元素迁移规律——对区域内U、Au成生关系的指示

位于扬子地块西南缘的右江盆地,是全球第二大的卡林型Au矿(共伴生有Sb、Hg、Tl异常/矿化)矿集区,有着滇黔桂“金三角”的美誉。值得注意的是,该区除发育Au(-Sb-Hg-Tl)矿床外,还产有大量赋矿岩性和控矿构造相似的U矿床(点),成矿特色鲜明。前人对该区Au矿开展了大量研究,而U矿研究较少,对U、Au的成生关系尚不清楚。基于此,文章选取右江盆地内典型的U矿床——大际山U-(Mo)矿床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岩矿相学研究和地球化学分析,厘定了矿化的围岩蚀变为硫化、沥青质化、磷铝锶石化、硅化和伊利石化,揭示了矿化过程中Re、Tl、Mo、U、Cd、Ni、Co、As、Sb、MREE的相对富集。蚀变矿物组合及元素迁移规律约束大际山U-(Mo)矿床中成矿物质可能来源于牛蹄塘组,成矿流体应为还原性有机流体与地表-近地表酸性、氧化性流体的混合,矿质沉淀发生在低温、酸性、还原环境中。综合分析认为,右江盆地内U、Au分布特征及矿床成因具有明显差异,二者应是不同成矿事件的产物。

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以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使命为出发点,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利用31个省(区、市)2000-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就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方向为正,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教育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经济开放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需采取有效举措控制,以防失控。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程度有明显差异,中部最大,西部次之,再次是东部,东北最小;处于不同收入差距分布上的地区对教育水平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水平对不同收入差距的地区存在不同的影响作用;不同教育层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明显差异,高中及以下层次的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小也不显著,大学及以上教育层次影响较大且显著。

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与科研产出的关系——来自中国高等学校的经验证据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是中国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探索科研人员激励如何影响科研产出、优化科研经费支出结构,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高等学校的科技活动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科研经费支出中人力资本分配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科研支出中的人员费占比与科研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放宽科研经费中人员费限制的措施出台提高了人力成本占比对科研产出的阈值效应,但并未加速或减缓人员费占比对科研产出的边际影响,可见政策可以改善资源配置结构与效率,然而科研产出本质上经由要素投入而产生;理工农医学科与人文社科的人员费在科研支出中的平均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前者使科研成果产出最大化的极值点出现在19.50%附近,后者在41.51%附近。据此提出优化科研经费配置、提升人员经费效益、实施经费差异化管理等改善中国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

随着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更迭升级与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变得愈发重要。选取2003—2022年入选“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61家A股上市国有示范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由过渡阶段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国有示范企业的影响由抑制效应转为促进效应;Utest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绝大多数国有示范企业处于“阵痛区间”,表现为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数字转型程度“U”型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负向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因此,管理者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两面性;企业应遵循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政府应科学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环境。

CEO谦卑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通过138家企业的多源多时点数据,探讨了CEO谦卑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CEO谦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容错氛围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容错氛围中介了CEO谦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高绩效要求负向调节CEO谦卑和容错氛围与企业绩效的倒U形关系,当企业高绩效要求越低时,倒U形关系越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股权质押是股东常用的融资手段之一,对企业经营行为具有联动影响。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质押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股权质押主要通过筹集资金和创新投资能力两个渠道影响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股权质押对非国有、非高科技、内部控制不完善和媒体监督力度弱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更大。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而股权质押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公司股价下跌至预警线或平仓线的可能性,提高了股权质押风险。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理解控股股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联动效应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支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兼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银行数字化转型引入银行贷款定价与监督模型,并选取2011—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银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相比大银行,中小银行的风险承担会更早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下降。(2)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银行会越早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降低风险承担;受当前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的影响,上述效应目前主要体现在大银行层面。以上结果对相关部门进一步防范化解银行业风险和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启示。

国有股权参股、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ESG表现

在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背景下,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受到广泛关注。以2010—2021年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的加入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ESG表现,但过多的国有股权参股比例会对民营企业的ESG表现起到抑制作用,即呈现倒U型关系,并得出拐点为7.89%;同时,融资约束在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该研究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健康发展、推进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的U型关系——基于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应用文本分析法刻画数字化转型指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市场竞争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即企业劳动生产率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进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市场竞争力正向调节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在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此,建议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制定差异化的转型路径.

税费返还与西部地区上市企业绿色创新:一个倒U型关系分析

以2013-2022年我国西部地区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税费返还和企业绿色创新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税费返还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税费返还在一定适度区间内可有效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税费返还对低融资约束、高资产规模企业的影响显著大于高融资约束、低资产规模的企业。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税费返还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相关税费返还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选取2012—2019年133家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体系,研究数字化转型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对加快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对其出口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促进作用越显著。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其出口绩效间不存在U形或倒U形关系。企业创新水平可以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基于U型关系的检验

知识经济时代,以数字经济推动创新发展,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的新思路。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不包含西藏、港澳台)为研究对象,使用2001-2021年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IV-2SLS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关系,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同时数字经济创新效应具有显著地区差异。这一结论证明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复杂非线性关系,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补充。为此,应积极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溢出效应。

人工智能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与碳排放呈显著“倒U型”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在人工智能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人工智能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是非线性的。因此,在制定减排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推广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应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实现区域碳排放的差异化管理和绿色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传导机制及动态效应

从科技创新、绿色金融、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增收减贫等传导渠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并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选取2011年-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动态促进作用,且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乡村振兴效应最强。此外,互联网普及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门槛”效应,表现为当互联网普及率低于47.35%,数字普惠金融的乡村振兴效果将受到制约,反之则得到增强。为此,建议完善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培育,持续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