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域”成为新式的美国霸权主义理论——评新美国安全中心及其东北亚战略设计

拥有浓厚军事背景的美国思想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以亚太地区为研究重点,高度关注中国的崛起,更新"全球公域"理论,鼓动美国应更新和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以此来应对中国,重构东北亚新安全秩序。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鼓吹将加速美国围堵中国的步伐,扰乱亚太安全。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反美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

反美主义目前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韩国的反美主义已经成为影响韩国政治与外交的重要因素,其实质是一种反美情绪而非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敌对,源自韩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民主化的推动、民族主义的膨胀与美韩不平等关系的刺激。通过利益表达机制与媒体报道,韩国反美主义的社会影响与政治效应愈加明显,对美韩同盟、美韩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东北亚格局都有所影响,成为研究韩国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元素。

韩国对越参战问题初探

越南战争期间,韩国派出大规模部队参与战争,成为美国盟国中派兵规模最大的国家。韩国参战并非美国压力的结果,而是主动请缨,但从韩国提出参战到实现派兵的整个过程无不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大背景及韩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参加越战对美韩关系及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均产生了深刻影响。韩国参战后,美国提高了本已削减了的对韩经济军事援助,停止了驻韩美军的削减,美韩安全合作的新领域得到拓展,两国关系的不平衡结构亦得到改变。

论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有效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美国实施了以军事目标为核心的对韩国援助政策。尽管此后美国对韩军援助数额不断上升,但韩国经济状况却不断恶化,对美依赖越来越严重,美韩关系也因此出现危机。在美苏冷战的"新一轮争夺"、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开发主义理论盛行的背景下,国务院不断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和修正,1961年1月对韩开发援助政策形成。肯尼迪上台后,开发援助政策实施,它成为韩国经济走向起飞之路的巨大推动力。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国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韩美同盟:冷战后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的障碍因素

韩美同盟是冷战体制的产物。冷战后韩美同盟关系虽然有所变化,但仍在延续。美国在朝鲜半岛以韩美同盟为基础,不仅干预半岛事务,同时也辐射整个东北亚,是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中最主要的障碍因素。驻韩美军及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对朝鲜半岛安全构成威胁。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决定了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韩同盟

美韩同盟对于保卫韩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70年代的美韩同盟却麻烦不断,撤军问题、人权问题及“韩国门丑闻”成为损害同盟关系的三大问题。虽然韩国“自主国防”的实施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独立性增强,在同盟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韩国并没有彻底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仍然占据同盟的主导地位。

美国介入韩日岛屿争端的立场演变

战后美国将独岛(竹岛)交予驻韩美军管辖,随后支持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杜鲁门政府对独岛(竹岛)归属的立场变化是韩日岛屿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在韩日岛屿纠纷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掩盖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的立场;同时推动日本搁置争议,拉拢韩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从削弱日本、遏制苏联到防范中国,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威胁认知影响着它在独岛(竹岛)争议的倾向。奥巴马政府在表面"模糊"主权归属,同时加大对争端的调控力度,控制独岛纠纷对美日韩合作的阻碍作用。美国在独岛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引导韩日岛屿争端呈现降温趋势,降低了东北亚各国联合应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论半岛局势转圜下韩美同盟新动态

2018年以来,在半岛局势转圜的背景下,韩美同盟结构与功能呈现新动态。包括举行首脑会晤在内的与朝对话过程中,韩美两国保持密切政策协调。为呼应朝鲜停止核导开发活动,韩美两国采取暂停大型联合军演的应对措施。在同盟内部,韩国致力于尽早收回战时指挥权,而美国则要求韩国增加防卫费分担额。韩美两国将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携手”构建国际秩序,由此更加注重对外战略的对接与合作。因此,对韩美同盟而言,其内部结构的“对称性”,将随着韩方国家综合实力与“自主性”的增强而提升,且其政治、外交同盟的功能属性亦将不断得到强化。

感悟——参与中国驻美新使馆建设

中国驻美新使馆由世界著名的贝氏建筑设计事务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s with I.M.Pei Architect）设计、主控。建筑采用现代的设计手法,演绎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整个建筑物的形体和平面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传统和内涵及建筑师的独具匠心。自己作为一名建筑师,通过亲身参与了这样一个工程,得到了许多感悟。

韩国5.16政变与肯尼迪政府的反应

1961年5月16日,韩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政变对肯尼迪政府形成新的对韩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政变之前,肯尼迪政府支持张勉民主政府。而在政变过程中,张勉政府的消极和政变集团的主动,使肯尼迪政府应对政变显得被动。肯尼迪政府的决策则体现了初期对韩政策多元目标之间的张力。在政变的影响下,肯尼迪政府很快抛弃张勉政权,接受新成立的军政府,并在韩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等对韩政策目标中,选择优先发展韩国经济的目标。

中韩关系发展现状及展望

目前中韩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韩关系仍将面临诸多挑战,如韩美同盟的存在以及中韩对朝鲜政策的差异等因素都影响和制约了中韩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此外,中韩两国间存在的经贸问题、韩国政党政治和媒体干扰、两国人文交往问题,以及潜在的历史及领土问题等都是将来中韩关系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鉴于此,中韩两国应该着眼长远,从地区和国际战略的高度为中韩关系赋予更新的战略内涵;同时,两国政府应该积极沟通,加强战略协调,可在区域合作的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中韩关系,并引导积极的社会舆论。

美韩同盟与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韩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美国一直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而韩国则坚持以美韩同盟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这些都是提升中韩关系的深层次挑战。中韩关系要摆脱美国因素是不可能的,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也必须与中美韩多边关系框架,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地缘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为了在中美韩博弈中占得先机,中国必须对这种未来战略框架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本文认为,出于中国及地区整体利益的考虑,半岛的未来既要摆脱基于冷战经验的对抗式两极格局,也不能寄希望于那种多极均势下的脆弱和平。从长远来看,只有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才是稳定与和平的长久保障。美韩同盟可以成为这一机制的起点但又必须被超越,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就此达成战略妥协,就地区未来做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决定。考虑到中美间的深层次不信任,韩国应该在中美间发挥沟通者而不是均衡者也不是中立者的作用,未来中韩关系应该在这种新背景下予以重新设计和发展。

“美国优先”原则下美韩同盟的挑战与未来

特朗普执政后,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对同盟体系进行了大幅调整,并以美韩同盟为突破口,在防卫费用、盟国责任等方面向韩国提出诸多新要求,引发韩国的不满和担忧。随着美朝、韩朝关系以及美韩各自战略需求的变化,美韩同盟进入新的转换期,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上的分歧,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不同认知,以及美韩对自主与安全的争夺都给同盟关系带来了挑战。虽从美韩对同盟互有借重的现实出发,美韩同盟将会继续存续,但同盟内的控制与反控制矛盾将更加突出。而且,朝核问题的走向将对美韩同盟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