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美欧俄战略互动的结构嬗变及其重大意义

欧洲安全局势的发展带有较为浓重的传统地缘战略博弈色彩。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英国启动“脱欧”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冲击,欧洲地缘战略关系的复杂性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其中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松动倾向,美国和欧盟的利益目标已难以聚合且还可能继续趋向分散。乌克兰危机说明北约东扩受到强劲反向制约且已经触及极限,美国要为其冷战后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而“英国脱欧”也将极大地冲击欧洲的地缘政治结构,进而揭示在现有国际体系失衡的情况下,欧洲局势的发展存在更强的不确定性,即使以外交手段娴熟、务实著称的英国也难以简单地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定位。美欧俄三角关系已具备条件而趋于成型,有望达成某种超越传统地缘意义的更广泛的战略平衡,并在未来较长时间里构成影响欧洲地缘关系走向的基础性力量关系组合。欧洲地缘关系的变化影响深远,也为中国开启了发挥作用的更宽广空间。面对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战略竞争,更加紧密的泛欧亚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资源,在总体上也有利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国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美国调整两洋同盟战略的经济因素及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对两洋军事同盟进行调整的同时,也逐步加大力度对两洋经济同盟进行构建,即推动打造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推动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使得美国全球同盟战略呈现出新特点,即美国的两洋同盟战略军事安全和经济由混合职能逐渐清晰化为两对更为专职的军事安全同盟与经济同盟部分,但这两部分的四个同盟以美国为纽带越发彼此或交叉相互策应,以便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美国两洋同盟战略的调整,在亚太地区形成了安全隐患,与亚太一体化进程形成张力,使得亚太安全秩序碎片化程度加深。

韩美同盟:冷战后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的障碍因素

韩美同盟是冷战体制的产物。冷战后韩美同盟关系虽然有所变化,但仍在延续。美国在朝鲜半岛以韩美同盟为基础,不仅干预半岛事务,同时也辐射整个东北亚,是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中最主要的障碍因素。驻韩美军及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对朝鲜半岛安全构成威胁。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决定了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浅析冷战后美日同盟的调整

20世纪 90年代初 ,由于经济摩擦引发了美日两国的关系紧张 ,“日本威胁论”也因此应运而生 ,一度曾使美日同盟受到冲击。针对这一形势 ,美日两国在冷战结束后 ,出于维护和加强同盟关系的目的 ,对美日同盟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调整。调整后的美日同盟对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安全战略。

21世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日美关系

日本的对外关系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日美同盟是美国意图主导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重要平台。冷战后,世界格局被打破,日本致力于构建新世纪的安全战略,一方面不断的增加军费支出,转变其战略思想,重视安全外交,使其成为维护本国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之间的联系,并依附于美国,以便维系它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力求安保。

从日本新安保法看中美日的亚太博弈

2015年9月日本通过的新安保法是日本由战后的"专守防卫"向"主动进攻"前进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美日同盟关系升级的标志。此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国家正常化需要的内因和美国重返亚太的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新安保法的通过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加剧了地区大国博弈。面对复杂局势,中国应对日本冷静分析、对美国求同存异、对周边国家积极修好,以趋利避害,赢得发展空间。

论半岛局势转圜下韩美同盟新动态

2018年以来,在半岛局势转圜的背景下,韩美同盟结构与功能呈现新动态。包括举行首脑会晤在内的与朝对话过程中,韩美两国保持密切政策协调。为呼应朝鲜停止核导开发活动,韩美两国采取暂停大型联合军演的应对措施。在同盟内部,韩国致力于尽早收回战时指挥权,而美国则要求韩国增加防卫费分担额。韩美两国将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携手”构建国际秩序,由此更加注重对外战略的对接与合作。因此,对韩美同盟而言,其内部结构的“对称性”,将随着韩方国家综合实力与“自主性”的增强而提升,且其政治、外交同盟的功能属性亦将不断得到强化。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问题、趋势及影响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进程正如火如荼。在此进程中,美国及其盟友仍然面临着关键问题:责任分散与权力集中之间存在矛盾、盟友间竞争带来联盟体系的不稳定、运作效率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联盟网络体系与外部机制的融合问题、盟友战略与寻求合作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将朝着高度军事化、管控多样化、协同灵活化、机制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迟缓亚太"安全复合体"权力架构的正向整合,挤压地区化安全模式的发展空间,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构建,阻碍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对象的选择。

美韩同盟与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韩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美国一直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而韩国则坚持以美韩同盟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这些都是提升中韩关系的深层次挑战。中韩关系要摆脱美国因素是不可能的,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也必须与中美韩多边关系框架,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地缘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为了在中美韩博弈中占得先机,中国必须对这种未来战略框架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本文认为,出于中国及地区整体利益的考虑,半岛的未来既要摆脱基于冷战经验的对抗式两极格局,也不能寄希望于那种多极均势下的脆弱和平。从长远来看,只有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才是稳定与和平的长久保障。美韩同盟可以成为这一机制的起点但又必须被超越,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就此达成战略妥协,就地区未来做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决定。考虑到中美间的深层次不信任,韩国应该在中美间发挥沟通者而不是均衡者也不是中立者的作用,未来中韩关系应该在这种新背景下予以重新设计和发展。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美国优先”原则下美韩同盟的挑战与未来

特朗普执政后,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对同盟体系进行了大幅调整,并以美韩同盟为突破口,在防卫费用、盟国责任等方面向韩国提出诸多新要求,引发韩国的不满和担忧。随着美朝、韩朝关系以及美韩各自战略需求的变化,美韩同盟进入新的转换期,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上的分歧,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不同认知,以及美韩对自主与安全的争夺都给同盟关系带来了挑战。虽从美韩对同盟互有借重的现实出发,美韩同盟将会继续存续,但同盟内的控制与反控制矛盾将更加突出。而且,朝核问题的走向将对美韩同盟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