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U-U-S”模式:教育帮扶赋能县中振兴的新探索

教育帮扶以其精准性、长效性及内生性等特点,成为教育脱贫攻坚战中的核心策略之一。在“十四五”规划背景下,县中振兴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成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速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一环。针对县中振兴的教育帮扶既是教育公平理想的具体实践,也是县域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传统教育帮扶模式存在不确定性、单向性、形式化与随意性等弊端。“U-U-S”教育帮扶模式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延展的帮扶内容、聚焦内涵发展与实现互利共赢的特点,有效打破传统教育帮扶中的壁垒,实现帮扶主体与受援对象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为发挥“U-U-S”教育帮扶模式的最大效能,推动帮扶工作从形式化转向内涵化发展,需突出主体引领,建立省县联动的协同共同体;秉承系统思维,构建多元完善的协同制度;坚持发展导向,建立系统细化的协同机制。

中国职业体育组织产权制度创新

运用社会调查和文献资料研究方法,依据现代产权理论,借鉴美国和欧洲职业体育组织产权制度的成功经验,提出单项运动协会逐渐退出联赛的经营权,控制权。最终退出其对职业联赛的所有权;建立职业体育俱乐部"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结构。

体育治理评价:英美比较与中国关注

治理评价没有确定的概念,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存在范式,但是,林林总总的评价共同遵守着一些诸如透明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且中外公认善治是体育治理追求的目标。英国体育治理评价的显著特征是分类评价、分层评价、指标体系完备,美国体育治理评价的经验是注重效率、关注结果。英美已经形成了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多样化体育治理手段、社会化体育治理评价,且体育治理评价的转变背后体现出的是国家战略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治理评价是国家战略的风向标和推进器。结论认为:不论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如何变化,我国体育治理评价的目标和本质始终是体育善治。当下,我国体育治理评价应该关注于体育治理的包容能力,以测度体育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是否科学、组织体系是否合理、运行机制是否完善,实践中强调分层评价、分类评价和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最终指向体育善治,达到一种内部结构要素之间利益均衡和外部治理主体之间平等合作的稳定状态,实现体育治理评价的本真。

奥巴马内阁、党派性与中美贸易发展走势

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斥着浓厚的党派性色彩,两党对待贸易议题的态度针锋相对,这使得美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严重受阻。刚刚宣誓就职的民主党总统立足未稳,党派纷争愈演愈烈,金融危机又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自由贸易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未来,中美双方只有通过友好的对话来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积极诚恳地审视自身经济政策的缺陷,双边贸易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为两国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国科技政策体系研究

介绍美国科技政策的历史沿革,按时间顺序将美国科技政策的历史分为启蒙时期、以军事为主、调整、为经济服务四个阶段。分析美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体系结构,分别对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内容进行概括,提出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启示。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

本文点面结合介绍了美国大学学生社团的历史、类型、管理、经费、活动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妇联在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作用研究

政府职能转变势在必行。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作用并承担相应的职能,这不仅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也是妇联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具体体现,更是新时期妇女运动和妇女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教师教育立法演变及影响——从《国防教育法》到《高等教育机会法》

二战后,为了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系列立法促进了教师教育改革。在这些法案的制定、修订、实施过程中,美国强调联邦政府在教师教育中的作用,关注对法律修订促进教师教育改革,重视教师教育法律条款实施的绩效,着重通过教师教育减少教育不公平,注重以资助方式推动相关法律实施。

道德与法律:美国1978年《政府道德法》解析

道德与法律虽是两个层面的论题,但当把二者放在政府治理特别是美国1978年《政府道德法》的研究框架下来考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延伸。1978年《政府道德法》制定和出台后,美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管理虽然由"德治"转向"法治",但道德教化的功能并非完全失效。因此,这种新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不仅治理和解决了"水门事件"所带来的美国公职人员的道德危机和官场腐败,而且为政府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粘性与弹性: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日益多元化,妇联组织的国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四川省青神县妇联组织的实践探索展现了妇联组织的粘性与弹性特质,对于促进妇联组织实现组织变革、发挥职能作用、创新社会治理参与路径具有重要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党政引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研究发现,妇联组织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打造资源整合平台、培育孵化自组织、倡导人文价值关怀等路径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美国大学专利技术的创新培育中心及其形成机理

探索美国大学专利技术的创新培育中心及其形成机理。分析从美国专利商标局官方网站检索到的1980—2016年美国高校专利许可数据的主要流向,将流向集中的目的地视为美国大学专利技术的创新培育中心。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州的层面还是在城市层面,都显示出美国大学专利技术创新培育中心高度积聚于国家政治中心和政府机构的特征;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大学技术转化的理念与行动、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措施,是形成美国大学专利技术创新培育中心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对推动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决策参考。

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执政后，面对美国的严重农业危机、农民悲惨处境和反抗浪潮，实行了以《农业调整法》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干预为重要手段，以控制农产品产量为目标的农业政策。罗斯福政府的农业“新政”，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改革虽然只是一种农业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而非革命性的改革，更未促成一场社会革命，但它保护和促进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使美国的农业和工业一样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分析——兼评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缺席判决执行案

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国密苏里州西区联邦法院用缺席判决判中国政府赔偿1000万美元。美国Walters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等3家银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以该财产不在美国境内为由,驳回原告要求。2010年3月,美国原告提起上诉。本案仍然在进行中。本文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引出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的分析,如中国政府在主权豁免案中可引用的抗辩理由;中国国有企业援引主权豁免的利弊;执行国有企业中相应财产问题。本文旨在引起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中国的主权豁免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之内外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因此而成为赤字财政、军事财政,财政赤字占岁出的60%—70%,军费在财政支出中也占60%—70%。拯救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举借外债、罗掘内债。抗战后,国民政府的外债其实就是"美债",这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中美关系所决定的。"美债"数额为15923.14万美元,"美援"总值则达42.55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对国内公债进行了罗掘,发行了大量的黄金、美元和实物公债,但终因债信丧失、经济残破和通货膨胀而收效甚微。外债和内债对战后南京国民政府赤字财政、军事财政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挽救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美国政府风险沟通实践及其启示分析

针对美国政府体系与中国地方政府的风险沟通实践进行分析,对于美国政府体系风险沟通实践的研究主要从联邦(FEMA)、州(DEMA)、地方政府三个层次入手,重点分析事件通知系统、日常培训活动等项目;对于中国地方政府风险沟通实践,主要从风险沟通形式、风险沟通渠道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从政府体制、社会文化、公民素质三个方面进行中美两国社会环境差异分析。分析表明:风险情境类型方面,应针对需求紧迫的灾种与需求一般的灾种制定梯次宣教培训规划;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应深入研究灾害风险信息流动规律,制定切合实际的宣教培训方案;培训方式方面,应将示范带动效应与整体推动相结合,提升社区、学校等基层场所的应急响应能力;风险沟通内容方面,应推进宣教培训内容体系标准化建设,切实提高宣教培训的效果。

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科技信息建设工作及借鉴

介绍了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科技信息建设工作的概况,并以包括美国能源部在内的几个典型部门的具体工作实践为例,对政府部门在科技信息收集、保存和利用方面的经验与做法进行了重点说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政府科技信息建设工作的相关建议。

美国大学“共治”管理理念述评及启示

在辨析“共治”概念的基础上,认为美国大学管理的“共治”理念有别于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是指大学各类成员共同参与大学治理。论文全面介绍了“共治”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发展、面临的挑战,并结合我国大学管理提出了若干思考。

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反儿童贫困”政策的演变及启示——促进儿童健康的角度

儿童贫困是一个世界难题,各国政府都在行动,以各种形式致力于减少儿童贫困。"反儿童贫困"的关键在于家庭,通过提高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促进儿童身心健康,为儿童提供有质量的受教育机会,从而摆脱家庭贫困,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是反贫困的基本目标,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围绕这一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儿童健康的"反儿童贫困"政策及实践。美国的实践表明,"反儿童贫困"需要医学、保育与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合力发挥作用,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国家资源的有效供给,需要法律法规的强有力的规定以及政策网络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