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二元格局下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内涵与发展前景

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旨在打破亚太二元格局对美国主导力的局限,填补其在亚太经济领域的战略空白,以满足对华战略竞争需求。在基本特征上,该框架有意规避市场准入议题,采用松散且灵活的架构形式,试图分化亚太既有的经贸架构、注重与安全同盟体系紧密结合并强调“民主价值”。在议题设置方面,印太经济框架强化了对中国的扼制,如在数字经济、供应链、劳工与环境标准等领域,该框架对中国的经济模式构成了较大挑战。从发展趋势上看,印太经济框架具备战略支持和多边合作基础,其构建效率也将高于传统的自贸协定,故存在一定发展空间。但由于不涉及关税自由化议题,其经济吸引力将大为受限。同时在高标准落实难度大、排挤中国的意图恐难获得成员国全然支持的情况下,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进将面临诸多阻碍。

“全球公域”成为新式的美国霸权主义理论——评新美国安全中心及其东北亚战略设计

拥有浓厚军事背景的美国思想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以亚太地区为研究重点,高度关注中国的崛起,更新"全球公域"理论,鼓动美国应更新和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以此来应对中国,重构东北亚新安全秩序。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鼓吹将加速美国围堵中国的步伐,扰乱亚太安全。

知识视角下的U-S合作审思:一种多层次的分析框架

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U-S)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焦点,是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以及新课程改革的客观需求。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的过程,不单单是改革推进与文化融合的过程,更是以知识为媒介进行交互的过程。U-S合作是两个知识主体的联盟,其合作过程是知识流动与知识冲突的过程,其所追寻的最终价值是知识共享。建立一种"知识联盟—知识流动/知识冲突—知识共享"的多层次分析框架,并基于知识视角再次审思U-S合作,可以将以往的碎片化研究进行统整,对于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深入理解与加速教师教育改革进程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与参考价值。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反美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

反美主义目前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韩国的反美主义已经成为影响韩国政治与外交的重要因素,其实质是一种反美情绪而非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敌对,源自韩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民主化的推动、民族主义的膨胀与美韩不平等关系的刺激。通过利益表达机制与媒体报道,韩国反美主义的社会影响与政治效应愈加明显,对美韩同盟、美韩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东北亚格局都有所影响,成为研究韩国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元素。

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机制及其前景

美泰在1954年《马尼拉条约》和1962年《腊斯克—他纳联合声明》的框架下结成同盟。同盟成立50多年来,经历了老挝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的终结和反恐战争的考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是相互制约。在同盟的存续过程中,美泰两国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形成张力,推动同盟进行或强或弱化的调整。未来只要双方保持同盟的意愿不变,同盟管理就相对简单。维持美泰同盟符合双方的利益,未来同盟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泰国将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实习模式分析——以俄罗斯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为例

教育实习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理论与实践链接的重要纽带。通过对俄罗斯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教育实习实施情况的微探,探讨了教育实习的阶段性和延续性。黑龙江省某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全程化、分阶段的教育实习模式和打造GU-S联盟都是创新实习教育模式的新举措。

韩国对越参战问题初探

越南战争期间,韩国派出大规模部队参与战争,成为美国盟国中派兵规模最大的国家。韩国参战并非美国压力的结果,而是主动请缨,但从韩国提出参战到实现派兵的整个过程无不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大背景及韩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参加越战对美韩关系及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均产生了深刻影响。韩国参战后,美国提高了本已削减了的对韩经济军事援助,停止了驻韩美军的削减,美韩安全合作的新领域得到拓展,两国关系的不平衡结构亦得到改变。

日本民主党执政与美日同盟变化

日本政权更迭是亚洲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最新迹象。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表明了寻求"更加平等"的日美关系获得了国内民众的认可,这是民主党制定对美政策的国内背景。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实力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日美关系上必然要有所反映,民主党执政则在客观上为日美同盟变化提供了可能。民主党追求自主性的基本方式是构建东亚共同体和更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这预示着:与自民党相比,民主党将更多地以亚洲身份和在多边框架下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而非对美国的一味盲从。民主党对"自主性"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同盟弱化,相反,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防核扩散、能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日美有可能继续加强协调以维持对两国都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

日本“政治大国”走向与自主防卫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历届内阁开始要求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政府在寻求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主要选择了以军事领域作为突破口,以成为军事大国带动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具体体现在强化日美同盟、建立和完善有事法制、保持自主、高效的自卫力量与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四个方面。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核策略

核武器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在美苏互动、联盟关系等方面,核武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苏同盟在冷战期间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为此采用了"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主要表现为安全施压和经济施压两条路径。核威慑是美国对华安全施压的重要手段,也是促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通过反事实推理与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检验美国核威慑对于分化中苏同盟的作用。核武器具有巨大杀伤力和高度敏感性,对于联盟关系的影响深刻而复杂。中苏核合作与中苏同盟互为影响,中苏在核合作方面存在供需矛盾,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既援助又限制的态度导致双方在核武器合作方面矛盾不断,成为中苏同盟关系恶化的重要根源。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恶化,核武器又扮演了重要的助推因素。尽管美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对华核威慑对分化中苏同盟的重要作用,但却产生了巨大的非意图性后果,由此也使得冷战期间核武器在中美苏战略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国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野田内阁加入TPP的战略意图探析

TPP是一种旨在实现贸易、投资及人员往来等全面自由化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野田内阁意图通过TPP提升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国内农业的结构性改革,重振日本经济;在对外关系上,则欲借此修复巩固日美同盟,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并在未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基于上述战略意图,尽管遭到日本国内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及贸易保护的农业部门和希望继续维持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医师会等团体的坚决反对,以致日本面临政治分裂的风险,野田仍作出了参加TPP谈判的政治决断。

论美菲关系中的南海因素

新世纪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关系虽受到多次冲击,但始终维持着同盟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出于南海因素的考虑。美国方面不希望中国在南海对其"自由航行权"构成负面影响,菲律宾则希望在与中国南海争议中尽量争取外部力量支持并占据有利地位。从美菲同盟整体关系上来看,南海问题总是在关键时刻起着"稳定器的作用"。从美国对菲军售军援的具体政策上看,随着南海紧张局势的升温,军售军援金额也总是会相应增加,以示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尽管如此,美菲双方尤其是菲律宾一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美关系大格局的影响。

论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有效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美国实施了以军事目标为核心的对韩国援助政策。尽管此后美国对韩军援助数额不断上升,但韩国经济状况却不断恶化,对美依赖越来越严重,美韩关系也因此出现危机。在美苏冷战的"新一轮争夺"、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开发主义理论盛行的背景下,国务院不断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和修正,1961年1月对韩开发援助政策形成。肯尼迪上台后,开发援助政策实施,它成为韩国经济走向起飞之路的巨大推动力。

美欧俄战略互动的结构嬗变及其重大意义

欧洲安全局势的发展带有较为浓重的传统地缘战略博弈色彩。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英国启动“脱欧”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冲击,欧洲地缘战略关系的复杂性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其中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松动倾向,美国和欧盟的利益目标已难以聚合且还可能继续趋向分散。乌克兰危机说明北约东扩受到强劲反向制约且已经触及极限,美国要为其冷战后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而“英国脱欧”也将极大地冲击欧洲的地缘政治结构,进而揭示在现有国际体系失衡的情况下,欧洲局势的发展存在更强的不确定性,即使以外交手段娴熟、务实著称的英国也难以简单地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定位。美欧俄三角关系已具备条件而趋于成型,有望达成某种超越传统地缘意义的更广泛的战略平衡,并在未来较长时间里构成影响欧洲地缘关系走向的基础性力量关系组合。欧洲地缘关系的变化影响深远,也为中国开启了发挥作用的更宽广空间。面对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战略竞争,更加紧密的泛欧亚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资源,在总体上也有利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由蓄谋已久的“远东条款”调整为冷战后欲盖弥彰的“周边事态”,“9·11”后美日进一步将台湾问题纳入其“共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为美日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台海局势更趋复杂,岛内“台独”分子蠢蠢欲动;周边地区军备竞赛趋势加强。

韩美同盟:冷战后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的障碍因素

韩美同盟是冷战体制的产物。冷战后韩美同盟关系虽然有所变化,但仍在延续。美国在朝鲜半岛以韩美同盟为基础,不仅干预半岛事务,同时也辐射整个东北亚,是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中最主要的障碍因素。驻韩美军及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对朝鲜半岛安全构成威胁。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决定了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