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俗学姻亲关系研究述略

日本民俗学有关女性民俗的研究并非主流,其中关于婚姻关系、姻亲关系的研究更是较多地穿插于人生仪礼、家族部分的研究中,分散且不相对独立。在日本民俗学非常有限的姻亲关系研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嫁女与娘家之间表现出的密切关系和频繁往来这一切入角度。文章着重从婚姻制度与婚俗的综述研究、植野弘子对姻亲关系的研究、有关嫁女与娘家之间保持密切往来的研究、相关的学会活动四个方面入手,对日本民俗学有关姻亲关系的相关研究做出梳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民俗学者特有的研究视角在日本民俗学界已经得到肯定。

日本“最可怕的女人”: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想

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想是一种开放的与现实生活、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的理论。她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探讨的主要是女性的精神成长历程及其思想的构建和实施的途径;后期的研究转向了对“弱者”的发现与关注。具体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她渐渐发现了人生的一个真相,即不管人生的前半场如何精彩绝伦,后半场所面临的都是独居、衰老与死亡的考验——每个人都将会由“强者”变为“弱者”。为了应对生命中的这一变化,她提出了“照护”问题。这意味着她的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不仅仅只是女性,而是整个社会中的“弱者”群体。至此,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想由早期的一个性别理论,转换成了如何让人的后半生在无忧无虑中安然度过的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理论。

加温促成栽培‘上野’温州蜜柑物候期与品质变化特性研究

以‘上野’温州蜜柑为试材,研究了加温促成栽培柑橘果实成熟期间着色变化与糖、酸积累特性及加温起始时间对柑橘物候期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2月13日加温可使柑橘1月开花,6月下旬成熟,比露地栽培成熟期提早4个月以上;加温延迟,物候期相应推迟。加温促成栽培柑橘果实的色差值随果实成熟而上升,但成熟时色差a*和b*值都比露地成熟果实低。促成栽培柑橘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和糖分含量随果实成熟而上升,可滴定酸与有机酸含量随果实成熟而下降。促成栽培的柑橘果实以积累果糖为主,其次为葡萄糖,蔗糖含量最低,不到总糖含量的1/3。加温促成栽培柑橘着色不良与糖分构成的改变可能与果实成熟期间所处的高温环境有关。

近代天津华界第一座现代公园——天津劝业会场

天津劝业会场是近代天津华界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园。作为新兴城市公共空间,它的设立承载着租界的冲击、晚清政府对民众的规训,以及近代精英阶层对现代理想的想象。该文考察天津华界第一座公园的命名、布局以及功能安排,揭示了日本在塑造中国近代精英想象的现代性道路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种由相邻的亚洲国家创造的对欧洲进步道路的成功模仿,一种非白人的现代模式,使中国的精英阶层主动地接受外国定义下的现代性,在多方的影响下共同塑造了天津劝业会场这一理想空间。

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与日本女性——上野千鹤子的女性学理论建构

日本女性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旨在为女性主义,即女性解放思想和运动提供理论支撑与学术支持。上野千鹤子是日本女性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深入剖析日本近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机制。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其研究也同时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中心论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遮蔽,并借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补充分析。首先,上野指出,"父权制"与"资本制"这两个辩证关系的变量,分别作用于家庭(私人领域)和市场(公共领域),对女性造成了"性别"和"阶级"的双重压迫,"无酬家务劳动"和"再生产方式"是明晰父权制与资本制之间辩证关系的两个关键词。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又补充了与资本制同属公共领域的"民族国家"这一变量,揭露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对女性的父权制压迫,进一步明晰了女性解放运动所要对抗的目标,为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论《东京上野公园站》中的空间叙事与记忆重构

在日韩籍作家柳美里的小说《东京上野公园站》主要运用空间隐喻和记忆重构的叙事手法,讲述日本社会中因失去“容身之地”而被迫沦为社会底层的群体的故事,展现出多重意蕴的文本空间。本文从空间叙事与记忆重构两个维度对该小说进行文本解读,一方面探究其文学叙事策略与创作风格,另一方面挖掘隐藏在空间表征与场所记忆背后的叙事结构及其主题意蕴。

浅议音乐与视觉艺术的相互借鉴——以上野健多维音乐作品为例

作曲家上野健视自己的音乐使命为拓宽观众对于音乐审美边界的认知。他常与视觉艺术家合作创作多维音乐艺术作品,将音乐与视觉艺术结合到一起。而他自己独立创作的作品也往往带有多维音乐艺术的痕迹。上野健希望自己的创作不但能够提供审美,更能够提供选择,激发听众对'美'本身的思考。

迈向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

战争与性暴力研究需要"比较史"的视野。是什么让受害者保持沉默?具备怎样的条件她们方能开口诉说?在比较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思考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哪里?将可以言说的性暴力遭遇与不能言说的性暴力遭遇区别对待、加以分割的分割线在哪里?为何如此划分?历史上被创伤化、污名化的经历,我们该如何诉说?比较史能做什么?能比较些什么,又不能比较些什么?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希望能将战争与性暴力的研究向着比较史的方法论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