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改革探索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内嵌于金融规制的范畴,包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涵盖国际层面的“软法”规则、区域层面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规则、国内层面的立法规范以及自律性机构发布的特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律性规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则实践则体现为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软法”规则的指导价值、欧盟法律规范在成员国直接适用或转化实施的协调统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为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立法规范出台的具体监管规则以及各国国内自律性规范的具象价值。站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强化风险防范的视角,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进行统筹布局。统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一方面要建构统一协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探索张弛有度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则实践。

论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识别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有系统重要性与一般性之区分,如何识别出系统重要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金融监管亟待解决的前置性基础问题。首先,识别的对象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概念上有别于央行《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其次,面对我国金融监管识别主体多头并存、识别标准含糊不清、识别程序缺失不明的现状,有必要纳入域外监管识别经验,对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识别主体、标准和程序等予以明确和重塑。为促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识别的顺利开展,在2023年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可尝试以新成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为主导,加强既有金融设施的合并,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塑造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金融设施法。

金融基础设施的金融法解读

金融基础设施是一个功能范畴而非主体范畴,主要由支付系统、证券托管、证券结算、中央对手方和交易数据库五大系统组成,助推实现金融交易中的效率和安全价值。支付和结算等要素原本深藏于金融交易合同履行中,后被分离为独立的规则体系。五大系统是金融交易合同"货银对付"履约规则的具体体现。金融基础设施提升了金融交易的安全性,但在转移金融风险的同时,将交易者承担的风险汇集于自身,形成了金融基础设施的自身风险。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夯实金融市场的制度基础,我国在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中,应当明确金融基础设施的地位,厘清金融基础设施与相关者的关系,主动顺应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化的发展趋势。

英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状况及未来发展

文章剖析了英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支付系统、中央对手方和证券结算系统）的监管框架，总结了监管工作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恢复与处置和操作风险管理等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阐述了其在国内、国际监管合作方面的监管权力运用，梳理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酝酿的主要变革。

标准和规则对提升中小微企业对外贸易竞争力的研究

一个国家的企业,大多数规模都较小,但在就业、GDP贡献率等方面,中小微型企业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在对外贸易中,中小微型企业面临比大企业更多的障碍,这主要表现为信息和分销渠道不畅、交易成本过高、海关和官方程序繁琐和贸易融资困难。对此,标准和规则可以在获取新市场或市场细分、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加企业收入和树立社会形象等方面对中小微企业产生积极影响。但也会抬高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加重新进入企业的负担和改变市场结构。要发挥标准和规则的积极作用,提升中小微企业的外贸竞争力,需要整合相关信息资源、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引导、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私人标准的作用等。

金融科技影响金融市场的路径、方式及应对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科技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乃至金融市场都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本文从金融科技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溢价、新兴主体与传统金融机构融合与竞争等五个方面探讨了金融科技影响金融市场的路径和方式,并据此提出了研究推动金融科技公司等新兴主体的准入和日常监管、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主体间的合作竞争等对策建议。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律管理规范的效力形成机制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通过自律管理规范对市场及相关主体实施自我约束,是对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无论会员制还是公司制基础设施制定的自律管理规范都存在两方面困惑:其一,无法形成明确的对世效力;其二,不能取得相对于一般民商事法律的优先适用力。在比较法上,大都通过高位阶法律,将基础设施的属性定位在市场化与行政化之间。我国应将其明确界定为“非政府公共组织”,先行制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条例》,通过行政法规的路径赋予自律管理规范对世的普遍拘束力。同时,将自律管理规范认定为《民法总则》第10条中的“习惯”,运用商法漏洞填补的司法技术实现其优先适用力。

论美元跨境支付系统的适用规则对我国的启示

美元跨境支付系统能够有效处理跨境美元交易,是全球重要的支付清算金融基础设施。危机后,该系统的适用规则更是不断升级、改进,在健全规则体系、定位系统运营机构"公众利益"法律地位、明确法定授权的监管机构的职责及"恢复与有序关闭"规则等方面都凸显先进性和前瞻性。相比之下,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才上线,适用规则面临此类问题较严重。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规则,从提升支付清算规则位阶、构建结算最终性和轧差的法律;明确运营机构的法律身份、内部治理的公共性质;清晰中央银行、运营机构、利益相关者法定职责;设置专门的破产条款、破产标准、有序清算前置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为国家战略实施和金融稳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