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UN Charter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Beings--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 UN Charter first of all affirmed the basic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opened up a broad space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ause. It established a se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basic human rights, represents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nsensus on human rights, and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egal system. The important theory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Beings, as a Chinese program for today s global major issues, also outlines a new blueprint for 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will play a major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俄乌冲突中跨国企业自发制裁俄罗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研究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除了美西方政府对俄实施全面制裁之外,近千家跨国企业对俄发起自发制裁,选择暂停、停止、撤出全部或部分在俄业务,对俄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国际法上并无成文或习惯规则直接规范企业自发制裁,企业往往诉诸《联合国宪章》等载明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一般国际法上合作制止严重违反强行法行为的义务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为自发制裁进行辩护。比照适用国家责任法上的反措施等规则,可以发现跨国企业实施自发制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均有欠缺。企业自发制裁还可能沦为某些国家打着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旗号,单方面推行霸权、霸道、霸凌的工具。

卡迪案及其对国际法意义的分析

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安理会自1999年起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成立了制裁委员会,把支持恐怖主义的个人和组织列入黑名单,冻结其资金。为了执行安理会决议,欧盟理事会通过相关措施,冻结了卡迪和巴拉卡特的资金。卡迪和巴拉卡特在欧洲一审法院发起诉讼,要求废除欧盟相关规定。败诉后,他们在欧洲法院进行上诉。欧洲法院在2008年9月对卡迪案作出了判决,判定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欧盟理事会规定侵犯了欧盟法基本权利。卡迪案对国际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际强行法的基本法理思考

国际强行法的出现改变了国际法体系纯粹由任意法组成的局面,使得国际法获得了"公法"属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公法"。国际强行法的约束力并非根源于主权同意,其法律渊源与传统国际法大相径庭。国际强行法与《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共同促使国际法律体系出现了一定规范的等级秩序,前者在于维护所确立的法律关系之排他性,后者在于确保宪章义务之优先性。

从国际法角度析空间武器问题

美国于2002年退出《弹道导弹条约》,并启动导弹防御计划,使外层空间面临着成为军备竞赛新场所的危险。尽管现有的国际法对空间武器的使用是否合法没有作明文规定,但包括《联合国宪章》等在内的国际法律性文件都试图以法律手段实现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而根据《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允许缔约国进行任何使用核动力的导弹拦截试验;《环境影响公约》和《外空条约》等则禁止出于军事目的或任何其他敌对方式使用空间武器。

对区域性国际组织运用武力的法律控制浅析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在新的世纪中更引人关注。在联合国宪章体系下,区域组织运用武力有三种类型。其中,集体自卫和授权型运用武力对及时有效地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国际关系实践来看,区域组织运用武力尤其是授权型运用武力存在着较多问题,只有对其实行有效控制,才能发挥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论隐含权力在国际法解释中的运用--基于国际法解释典型案例的梳理和分析

隐含权力是从宪法或者国际组织基础条约规定的明示权力中推导出来的权力。隐含权力起源于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案的宪法解释,在国际法解释中的运用则首先出现于国际常设法院时期。在宪法解释中,隐含权力是指虽然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可以从宪法规定的明示权力中推导出来的手段性权力。在国际法解释中,隐含权力的来源依据得到拓展,明示权力、国际组织的职责以及国际组织基础条约的宗旨,都是进行隐含权力推论的基础,它是为了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所必需、对职能履行至关重要以及能有效促进明示权力实施的手段性权力。隐含权力被国际法院、欧共体法院、WTO上诉组织运用于《联合国宪章》、欧共体基础条约、WTO协议的解释之中,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和权力推导理论,起着扩大国际组织权限的作用。

美英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国际法分析

美英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伊拉克人民再次蒙受战争带来的损害,而且会给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将深刻地影响到今后的世界格局。

论联大设立叙利亚“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不法性

联合国大会于2016年12月21日设立的叙利亚问题"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并非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意义上的国际调查机制,而是一个具有刑事侦查权的辅助机关。《联合国宪章》第22条和第29条不足以成为联大设立这一机制的依据。《联合国宪章》中也没有任何条款可以说明联大依据《联合国宪章》而拥有暗含权力来设立这一机制。因此,联大设立这一机制不具有合法性。由于刑事侦查权是一项国际刑法上的执法权力,因此只有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联大"平行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的嗣后实践也不支持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另外,"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非法设立也是国际性机构扩权倾向的新体现。

论战后人权的国际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摧毁了当时并不牢固的国际法构架,扭曲了正常的国际关系,使千百万无辜平民遭受了非人道的迫害。经历了那场血雨腥风的洗礼,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人权可以遏制独裁和专制,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正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人权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人权保护开始由国内转向国际。半个多世纪来,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努力下,人权国际保护已经在制度、组织和司法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认识,同时也使得国际人权运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组成情况述略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但中国参与联合国初创时期活动的情况,却一直是海峡两岸和海外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文章阐述了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的复杂背景与曲折过程,发掘历史档案首次理清了该代表团人数等长期模糊不清的问题,并对中国代表团的结构、中国在旧金山会议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从“大国否决权”看联合国改革的困境——法律、政治与伦理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大国否决权"制度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现有大国否决权的不可撼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联合国改革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

论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大创新,它不但促进了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构建和谐世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多极化、多边主义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联合国在构建和谐世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继续积极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结构现实主义是当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构建和谐世界也有重要启示。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的国际法思考

随着所应对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在决议中创设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国际法规则,即决议造法。基于《联合国宪章》中部分规定的"隐含的授权",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客观需要,安理会既有的决议造法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当得到肯定。但是,由于安理会决议造法本身与国际法基本制度相悖,并且,国际法院亦无法通过司法审查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因此,安理会决议造法并不得任意地进行,而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论区域性国际组织运用武力的法律控制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在新的世纪中更引人关注。在当前国际法体系下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有三种类型。其中 ,集体自卫和授权型运用武力对及时有效地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国际关系实践来看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尤其是授权型运用武力存在着较多问题 ,只有对其实行有效控制 。

国际宪政视域下联合国制衡机制研究

联合国本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联合国内外部制衡机制的缺失,特别是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为代表的三权失衡。从国际宪政的视角看,联合国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增强联合国大会的效力,规范安理会的权力及其运作,发挥国际法院在国际纠纷中的裁判功能。同时,在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家的主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应受到联合国的保护。

《联合国宪章》框架下的武力使用问题探究

二战后,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成立了联合国,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写进《联合国宪章》,并成为当代国际社会限制武力使用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但由于受到大国强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国际法准则不断受到挑战,尽管如此,《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各种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则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因此,未来国际社会应继续强化《联合国宪章》在限制武力使用方面的监督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

国际法发展新动向及中国的外交实践

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及其维护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形势的发展表明,联合国并未被边际化,现行国际法及国际秩序并未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伊拉克战争反而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更加重视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和运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法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在2003年,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签署了有关的国际条约,较好地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推动国际关系的法制化作出了贡献。

美国次级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次级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将国内法域外适用于第三国国民,影响了别国主权,因而一开始便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对于次级制裁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一方面要看到次级制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从美国所主张依据的安理会决议授权、安全例外条款和域外管辖权进行分析,次级制裁的依据是在现行国际法规则的基础上进行扩大解释。次级制裁合法性争议的根源在于国际法上对于安理会决议没有审查机制,即便是《联合国宪章》对安理会决议的约束也有限,而域外管辖权方面也缺乏确定的规则,因而导致国际法层面缺乏对次级制裁的规制。

论安理会权力的有限性——基于对《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文的分析

随着冷战的结束,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权力的行使又在许多方面存在超越《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规定的嫌疑。那么,像安理会这样肩负着如此重要职责的国际机关,其权力是否需要受到国际法的限制呢?通过对《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安理会的权力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仍然是有其法律界限的,它需受到两类国际法规则即《联合国宪章》本身的规定和国际强行法规则的约束。因此,安理会权力仍具备"有限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