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cademy of Arbitration Law First Publishes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nual Report

At the regular news press held by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CCPIT) held on September 22,China Academy of Arbitration Law officially published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nual Report (2014).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released

香港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及其对《仲裁法》修订的启示

香港《2017年仲裁及调解(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的颁布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合法化扫除了障碍,《第三方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则详细规定了出资第三方所需遵从的常规和标准。对于第三方资助仲裁,香港地区依循的是轻度规管的路线。从内容上来看,相关规定较为全面,更好地保护了受资助方的利益,保障了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香港地区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立法者也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这些都对中国内地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鉴于已出现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实践,在《仲裁法》的修订中应当借鉴香港地区分阶段规管的思路,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其合法地位,日后通过司法解释和仲裁规则对其予以具体化和制度化。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论联合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的设立路径

海南自贸港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过程中提出要推进仲裁业务开放,引入境外仲裁机构,但目前面临落地难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两种模式,一是境外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设立单独仲裁机构,二是境外仲裁机构与境内主体合作设立联合仲裁机构。现有条件下模式二比模式一更可行,因为其设立更加便捷,成本分担和风险分散更优,仲裁中立性更加突出,能够兼取合作方所长,更有利于国际仲裁人才的培养。联合仲裁机构的性质可明确为仲裁机构法人,内部实行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相互制衡的公司化治理。海南自贸港可利用自贸港政策与立法特权,在政策上对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实行“宽进、严管、多支持”,在法律上暂停《仲裁法》部分条款的适用并进行补充性立法。

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因应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于,其一,能够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践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国际商事规则。通过良法善治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其二,能够总结、提炼我国所提出的“一站式”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模式所体现的中国智慧,在国际商事仲裁的舞台上,充分体现中国关于国际治理的声音。然而,我国目前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国际商事仲裁法学被边缘化导致涉外仲裁人才的培养目标难以实现;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缺乏差异化的课程设置;缺乏针对仲裁司法审查人才的培养。需要从提升我国目前仲裁从业人员处理涉外仲裁业务的能力,解决涉外仲裁人才短缺的一时之需;改进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课程设置,提升学生理论水平;进一步优化联合培养机制,培养学生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专业能力,这三个维度,因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要求。

论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能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目前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对于反垄断争议整体上采取不可仲裁的立场。但是,在欧盟、美国等法域中,已经出现了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先例,反垄断争议逐渐被纳入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可仲裁的范围之内。然而,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与仲裁法中有关垄断纠纷的争议解决制度以及部分典型案例,并与域外国家实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仍持谨慎态度。通过本次《仲裁法》的修订,我国亦应当将反垄断争议纳入可仲裁纠纷范围,并建立法院对涉垄断争议仲裁裁决的特殊审查机制,以协调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措施在中国的新发展——以民诉法修改和仲裁规则修订为视角

2012年民诉法修改增加对仲裁前临时措施的规定,并将行为保全纳入临时措施的范畴,但仍未改变只能由我国法院发布临时措施的单轨制设计。新近颁布的一些仲裁规则也对临时措施作出修订,特别是2014年上海仲裁中心的自贸区仲裁规则走得更远,不仅规定了仲裁庭和紧急仲裁庭发布临时措施的权力,也将临时措施的发布时间扩展到仲裁前、仲裁庭成立前和仲裁中。这些规则突破了传统民诉法的规定。通过分析民诉法修改和仲裁规则修订对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措施的交互作用,认为应当赋予仲裁庭作出临时措施的权力,将行为保全纳入仲裁中临时措施的范围,规定"紧急仲裁庭"制度,有利于当事人得到合理救济;同时在执行临时措施时必须符合执行地法。

论瑞士法在国际体育仲裁中的作用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当今国际体育仲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其所在地和裁决的仲裁地都位于瑞士,故实际运行深受瑞士法的影响。为实现仲裁结果对体育行业人员的公正,就仲裁程序问题而言,国际体育仲裁虽然属于瑞士法的仲裁,但瑞士法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确立仲裁管辖权等程序性事项的态度较为宽容;就仲裁实体问题而言,瑞士法不仅在《体育仲裁法典》R45条、R58条以及国际体育组织章程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其实体强制规范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8条存在直接适用的可能;就裁决的司法审查而言,一方面,瑞士法不希望过多干预国际体育仲裁正常的裁决,从而维护裁决的终局效力。另一方面,在例外的情况下保留撤销体育仲裁裁决的权力。

论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之立法完善——以《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视角

我国《仲裁法》自1994年颁布以来,已实施将近三十年。为了适应我国仲裁事业与仲裁实践的发展需要,其确有修订的必要。2021年司法部发布《仲裁法》修订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对仲裁保全措施作出了重大修改,赋予了仲裁庭发布保全措施的权力。为了进一步完善仲裁保全措施的规定,我国应该在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商事仲裁的实践,对保全措施的发布主体、发布条件、承认与执行、紧急仲裁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制度进一步作出立法完善,以适应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临时性保全措施条款的修订

临时性保全措施是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的措施,旨在使仲裁程序顺利进行,保障裁决作出后得以执行。在阐述联合国贸法会2006年对其1985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规定修改要点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对有关临时性保全措施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对我国现行立法的修订提出自己的看法。

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

国际私法传统上的以法院为惟一视角的"诉讼中心主义"存在诸多弊端,忽视法律适用问题阻碍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化,现代国际私法立法应对国际商事仲裁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的体例和宗旨,建议对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法学教育视野下的Willem C.Vis模拟国际商事仲裁辩论赛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民商事纠纷也迅速增多,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越来越受重视,这就需要既精通国际法律知识,又具备较强英语能力的专业人才。而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法专业赛事,Willem C.Vis模拟国际商事仲裁辩论赛目的在于通过模拟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推广国际商事仲裁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该赛事有利于学生们通过模拟实践来加深对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法等知识的理解,以及对于庭辩技巧、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等综合技能的掌握,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律人才,具有良好的法学教育功能。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事项

结合一些主要国家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论述国际商事中的可仲裁事项的确定标准及其应当适用的法律,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现行有关可仲裁事项的立法与实践。作者认为,国际仲裁协议项下的某一特定争议能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相关国家,特别是对特定案件事实管辖的法院所在国对仲裁所实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

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在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历经几个世纪的嬗变依然活跃。而作为国际商事仲裁乃至整个国际私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意思自治原则也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贯穿于整个国际商事仲裁的过程中,既是实质要件又是重要原则;即是骨架又是灵魂。而我国的仲裁制度中同样也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在即将修改的《仲裁法》中应进一步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灵魂作用并加以灵活应用,以便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接轨。

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兼及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及研究的“诉讼中心主义”

国际私法传统上以诉讼为当然的视角 ,形成“诉讼中心主义” ,忽视了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中国国际私法承继这一特点 ,阻碍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化。为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 )》第九编应对国际商事仲裁问题作出特别规定。限于该草案的体例和宗旨 ,作者仅建议对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国际体育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之界分——以CAS体育仲裁为中心

国际体育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统一在仲裁的基本理念和制度的框架之下,它们之间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国际体育仲裁院已经成为致力于解决国际体育争议的核心主体,该仲裁机制在仲裁协议的达成、仲裁的基本程序、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适用、仲裁裁决的撤销以及承认执行方面都显现出极具体育特性的变化。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独立性新解

使用传统法律选择方法解决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冲突,在识别和确定连接点方面都存在缺陷和困难。在法国等国家兴起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独立于国内法的理论主张采用实体规范确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法律选择方法的缺陷,有助于更加迅速、公正地处理案件,反映了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新趋势。

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问题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授予仲裁员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是仲裁制度发展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仲裁员授予的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有效执行离不开法院的支持。各国仲裁立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应该借鉴UNCITRAL通过的关于《示范法》第17条有关临时措施的修改草案,积极完善自己的仲裁立法,遵循临时措施制度的立法趋势,以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合同准据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传统的合同准据法选择理论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合同准据法的选择出现了重要突破:仲裁庭可以不经冲突规范指引直接适用非国内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被适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对准据法概念和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提出了挑战,反映了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总体特征和合同准据法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个全球性的商事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并迅速发展。

ADR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是ADR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它能够在协商解决问题的同时实现争议方利益的最优分配而在争端解决中备受青睐,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法律强制力等缺陷而导致在中国解决商事争端的实践中阻碍重重。调解和仲裁相互配合的多元化设计,应该是既节约成本又利益最优的不错选择,这一切还需要中国相应的国内立法予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