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实证研究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附件七下的仲裁属于法律争端解决方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决的执行均具有强制拘束力。该程序在适用中出现了排除适用范围不明、效率和公正较难平衡、仲裁裁决执行力弱的问题。从尊重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出发,附件七下仲裁的排除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海域划界争端、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以及必然涉及审议与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争端,还应包括与这些争端密切联系的争端。附件七下的仲裁启动后,应实现程序便捷高效和裁决公正合理之间的平衡:强化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中当事方合意的必要性,并侧重实现裁决公正。对涉及渔业资源、扣押船舶及船员等亟待解决的争端,则应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除完善相应的执行机制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引入国家责任理论中的反措施及相关规定。

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海洋争端解决政策的选择

鉴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则的不确定性,引起缔约国海洋争端的潜在可能性较大,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效果将对海洋秩序的确立产生关键性影响。而复杂的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存在缺陷,但是也为缔约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一机制安排了足够的空间。适应这种制度并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海洋争端形势,中国应及时改变以往单一、僵硬的海洋争端解决策略,充分利用海洋争端解决机制提供的空间,选择更积极的、成熟的海洋争端解决政策。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不应诉”问题

争端当事国在国际诉讼中采取"不应诉"策略并非"离经叛道"之举,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国际法院化解"不应诉"危机的经验表明,争端当事国并无应诉的法律义务,且并不必然导致不利判决。国际法院仍应恪守当事方程序平等原则,在确定存在管辖权的前提下,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中国和俄罗斯近期选择不应诉"南海仲裁案"和"北极日出号案"的事例表明,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与例外规定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不应诉"现象。在"不应诉"的尴尬情境下,国际仲裁庭的正当性、独立性、公正性和实效性面临考验。为避免"不应诉"危机的加深,国际仲裁庭宜采取"司法自限"这一路径,在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和实体问题方面作出更为谨慎的裁决。

论《宣言》的条约属性及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排除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究竟是政治文件还是法律协议,及其所确立的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是否可以排除《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成为分歧极大的法律争议。菲律宾和仲裁庭均主张《宣言》仅仅是一份政治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便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也不能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中国主张《宣言》关于通过谈判途径解决争端的规定构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间协议,且其所确立的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菲律宾不可以依据《公约》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就相关争端提起仲裁。本文认为,《宣言》在争端解决问题上构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间条约;其是否可以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本质上是个法律适用问题,从海洋法角度讲,根据《公约》第281条的规定,《宣言》无法直接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仅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形成制约;从条约法角度讲,《宣言》与《公约》构成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问题,相关争端应适用《宣言》提出的谈判和协商途径,据此方可直接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文章首先从中菲南海仲裁案提出两个核心法律争议,并梳理菲律宾、中国各自主张以及仲裁庭对此争议的结论。其次论证《宣言》的条约属性。第三,分别从海洋法和条约法两个视角分析《宣言》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排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争端解决的助力和阻力

南海问题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各类性质的海洋争端,包括"岛屿制度"和"历史性概念",以及资源管理、军事活动和海洋科考、海洋环境保护等。《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国际海洋法文件,为海洋治理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法律框架。但近年来《公约》的某些缺陷日益凸显,有些法律条文存在模糊性,导致各国在解决海洋争端过程中必然会在适用法律制度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在南海问题上尤为如此。《公约》第三方强制解决机制在南海争端的核心问题——岛屿制度和历史性概念上发挥的作用有限,在资源管理、军事活动、海洋环保、海洋科考在内的诸多问题上可扮演关键角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海洋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公约》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如说是海洋治理机制,为南海沿岸国的海洋治理实践提供指导。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公域管理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获取周边海域的方式都带有殖民化的色彩，往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获取新领土。地球上大部分的海洋都位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海岸或边界之外，过去，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有限，各国之间也因此产生了各种冲突。在此背景下，各国有必要也有法定义务来制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公域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最近，世界各国政府齐聚纽约，召开了第一届联合国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一项旨在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新国际条约的主要内容，并将在2017年将相关内容报告给联合国大会。本文将讨论公海保护活动中的这一重要进展。此外，海洋公域治理中还存在一些关键问题，本文希望在提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意识的同时，填补海洋公域管理中的一些空白。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部海洋宪章，本文将研究该公约中有关海洋管理的规定。此外，本文还将探讨海洋公域与全球公域的构成、涉及海洋公域的法律制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并讨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南极海域争端的影响与启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创设的海域制度引发了南极海域各类争端,这些争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公约》与南极条约体系之间的冲突。即使各国依据《公约》纷纷在南极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这并不足以撼动南极条约体系,不可能对现有南极海域秩序产生根本性影响。同时,《公约》中关于强制管辖程序的规定和海底区域制度,也为完善现有南极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