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程序与决策——以对日本的影响为中心

随着60届联大的闭幕,围绕着扩大安理会进行的一系列论战也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如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安理会的作用以及联合国改革的未来影响等都值得去重新思考。在这些问题中,安理会的扩大、加入的程序、成员国的资格等也都需要再继续认真研究。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涉及程序性的问题,也涉及策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常任梦”。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争常”的思想与行为对于深入研究联合国改革及其影响具有典型意义。

论国际法上的自卫

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依据之一,但自卫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必要性、相称性和安理会主导三项原则。因此,人权事件并不构成集体自卫的合法授权,预先性自卫也不为现行国际法所确认;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主导下才能合法有效地对恐怖主义行使自卫权。

“争常”失败后日本对非战略新态势

2005年"争常"失败后,日本政府改变了过去长期冷落非洲的外交政策,开始把非洲真正地纳入其全球战略架构中来。加大援非力度,改革援非方案,以对抗气候变暖和环境保护为重点,突出环境外交,全面发展与非洲各国的关系,日本对非战略出现新态势。其基本动因在于,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反思"争常"失败后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发挥日本"环境外交"的优势,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这种对非战略的新态势将对中国对非外交构成较大的压力和挑战。

制度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中小国家多边外交的逻辑——越南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分析

联合国安理会常常是“大国行使权力的舞台”。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其拥有“大国否决权”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非常任理事国并非一种摆设,其不仅对常任理事国具有一定的制约,而且在安理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2020—2021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越南不仅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巧妙地将南海问题嵌入联合国平台,借此推进其利益的实现。本文认为在非常任理事国职位上,越南综合运用国际机制赋予的制度性权力和关系网络派生的关系性权力,通过设置议程、执笔文件,以及集体行动和借用大国等方式塑造国际舆论偏好,约束限制了他国的行为。在世界权力架构加速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大国应密切关注中小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新动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大国,都应当保持高度警醒,管控好分歧,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促进国际组织发挥和平、合作的正面作用。

布什“先发制人”自卫论述评

根据布什的"自卫原则",美国即使在缺少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也将对恐怖主义及其庇护者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本文通过分析布什先发制人自卫论的内涵,产生的原因及国际社会的评价,指出其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在法律上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日本加紧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动因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不仅正式地提出了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而且大大地加强了谋求的力度,从舆论宣传到实际运做,从积累“实绩”到争取选票,无所不用其极,摆出了志在必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以冷战结束为突出标志,国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客观条件: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有了显著拓展;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积累了可观的“实绩”;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和“支持”明显增加;联合国改革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国家利益推动了更高的国际地位追求。

70年代日本的常任理事国战略述评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日本多年来的夙愿,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便制定了常任理事国战略.但由于日本自身因素与国际环境的限制,至今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尽管如此,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决并未改变.

试论日本的常任理事国战略及其前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便制定了常任理事国战略。但由于日本自身因素与国际环境的不成熟,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尽管如此,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决心并未改变。日本要想成为常任理事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修改联合国宪章;(2)认真反省历史问题。

试论集体安全法的现状及其法律边界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国际社会在面临恐怖主义的袭击时,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完善的集体安全机制,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主权完整。本文拟就集体安全法的构建及其机制展开讨论,以期明确集体安全法的法律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国际法强制性规则相关争议——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强行法专题结论草案为基础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则(强行法)是最近几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所推进的一项专题,旨在确立起国际关系领域规则的升级版。目前该专题引发了国际上的许多争议,相关议题如国际基本价值观等基本概念、规则的创立与识别、规则的地位与承认、新旧规则的冲突与解决等,构成强行法规则创立、实践和整合的诸多问题,我国代表在相关国际会议上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通过采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概念对该专题下基本价值观、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涉安理会决议之效力等争议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评估和推进下一阶段我国在相关议题上所采取的理论与态度。

实力、认知、体系压力:印度“入常”再探析

自1994年在第49届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以来,印度为实现"入常",曾借助多样化的外交手段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与外事活动中纵横捭阖。回顾这段历程,数十年间国际局势斗转星移,印度的现存实力与发展潜力也日益得到认可,"入常"却屡遭挫折。为什么印度"入常"难以实现?一是源于印度自我认知和实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其实力无法满足自己对于自身的定位和想要谋求的利益。二是自我的认知和实力与体系压力之间的矛盾,即体系的延续性、滞后性与阻力和印度实力、认知之间的矛盾。通过分析得出,未来印度"入常"的前景依旧难以乐观。

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功能并行”的理解和适用

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其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关系可理解为所谓的"功能并行",即两个机关可以从不同方面对同一争端行使管辖权。这种"功能并行"也为争端当事方同时运用两类机关寻求互补的救济提供可能性。这种互补运用也可能揭示出安理会与国际法院之间的潜在冲突。实际上,为了避免上述冲突并有效解决争端,两个机关必须相互协调与合作。

安理会决议后的美国二级制裁合法性探析

美国对伊朗、朝鲜的"二级制裁",已对我国企业海外利益造成严重影响。二级制裁在被制裁行为、制裁手段方面均扩大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其成员国实施的经济制裁范围,但对此尚无有效的法律手段加以治理。二级制裁使用的"经济手段"实际并未受到联合国规制,其"安全目的"又足以援引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提出合法性抗辩。此外,国际习惯法并未发展出关于域外管辖权的确定规则,无从规制二级制裁对他国主权的影响。此现象的产生,根源在于国际公法与国际经济法尚不能实现完美对接,法律手段因而难以规制。我国一方面有必要在经济上加强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需加强多边合作以寻求共识。

联合国对朝制裁的效果及其制约因素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从2006年到2016年先后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为阻止朝鲜核开发多次出台对朝制裁决议。各国对制裁决议的执行使朝鲜的政府财政、经济增长率、贸易与投资等都大幅缩减,但并未因此改变朝鲜的拥核决心与核、导发展计划。联合国对朝制裁远未达到迫使朝鲜弃核的目的,制裁效果受制于下列诸多因素,如朝鲜经济具有抗打击与修复能力,政府善于利用制裁加强内部团结,地下经济活跃,绕开制裁的能力不断加强,对外经济萎缩,制裁方企业因为逐利而致"自律缺失",主要相关方对朝核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认识分歧等。国际社会相关各方应认清制裁的效力与前景,将制裁、威慑与"伸手外交"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打破朝鲜核导试验导致联合国对其制裁、制裁又使其变本加厉地推进核导试验的螺旋式恶性循环。

中美苏(俄)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协调情况定量分析

首先对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后至 1 997年的 2 0年多年间联合国未取得一致性意见的投票表决情况进行系统的统计与量化 ,在此基础上 ,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对中美、中苏 (俄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投票的协调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对国际关系分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际法地位

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围绕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否具备造法功能或称具有“造法性”展开长期讨论。从行为法律效力的角度来看,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职权,不具有造法权限但具有造法便利;从决议法律性质的角度来看,依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安理会决议不属于国际法渊源的法定形式,但可定性为辅助资料。如果不拘泥于有无“造法”的结论,从国际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安理会决议“造法性”之争亦即国际法渊源有无发展之争,其地位因此宜落脚于“正在造法”并促进国际法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