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发展趋势、现实挑战与治理建议

[目的/意义]研究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发展新趋势,对进一步优化营商境,提升吸引外资能级具有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阐述国外跨境数据流动现状,对DEPA、RCEP和CPTPP在个人信息保护、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信息储存本地化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比较,分析我国推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成效与存在问题。[结果/结论]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对接DEPA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完善相关法规,建设高效安全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实施跨境流动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积极探索DEPA成员间跨境数据安全流动合作机制。

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测算、特征与发展方案

明确中国区域数字规则深度并推动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升,对于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基于TAPED数据库对中国已签署的16个(含升级)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样本进行了深度测算,总结发现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拓展、贸易促进条款是重点内容、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仍有一定差距的特征。最后本文从加深中国已签订RTAs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构建适应国际数字贸易发展需求的国内法律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发展方案。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参与高标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是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参与度的重要途径。为此,基于OECD-ITSS数据库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探究了数字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机制及制约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包含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总体对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对金融服务、信息与通信服务、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的促进作用明显,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促进作用高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情形。结合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及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扩大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测算框架与国际比较

近年来数字贸易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也引发出对国家产业安全和数字安全的更多考虑。各国针对数字贸易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种类繁多的数字贸易壁垒。诸多机构和学者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范围、分类和测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数字贸易壁垒分类而言,根据政策工具种类,可分为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根据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可分为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措施与能够影响数字贸易的传统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措施。就数字贸易壁垒测算而言,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等具有代表性,这些指标重点关注数字产品交易、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保护、本地化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偏离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等问题。虽然上述测算方法有所差异,但结果均显示数字贸易壁垒程度与国家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目前的数字贸易壁垒较高,因此要在保护国家产业安全和数字安全的同时,分类分阶段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加快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等协定的步伐,从而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RCEP数字贸易规则升级与中国应对——与USMCA、TPP、CPTPP、欧日EPA比较的思考

RCEP实施以来,为域内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也凸显其规则设计的不足。利用TAPED数据库对RCEP和当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五个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进行测度比较,发现RCEP在电子商务、数据传输等七个维度的深度上均显落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发展速度处于第一梯队;中国、印尼等第二梯队的国家进一步地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有一定的基础,RCEP的签订使其迅速缩小了与数字贸易规则先进国家的差距;菲律宾、老挝和缅甸则从数字贸易规则“零基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RCEP数字贸易规则可能升级背景下,我国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面临挑战,需要在构建中国式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统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确保数据安全之间的均衡、促进RCEP争端解决机制提质升级、搭建RCEP政产学研交流平台等方面采取前瞻性举措,积极应对。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出口促进效应研究

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国际间的贸易壁垒和各国间的政策差异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抑制愈发严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DSTRI)与双边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s)情况,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国家异质性;(2)贸易自由化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机制促进数字服务出口。

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网络地位与数字贸易发展:影响、挑战与中国应对

本文基于DESTA数据库的贸易协定数据,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网络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网络地位对数字贸易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异质性方面,“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受到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网络地位的促进作用最大,“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受到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在数字贸易发展中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对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网络地位较高的经济体较为依赖,细分产品来看,中国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费用”等数字服务进口多来自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网络地位较高的国家,且网络地位越高,中国进口自这些经济体的电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越多。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背景下,如何促进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论美欧FTAs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制模式

在全球数字治理进程中,区域贸易协定下的数字经贸规则在推动数字法治的同时,受制于其孤岛化与碎片化的固有特性,难以避免地围绕着区域贸易主导国的经济诉求,相继形成区域性的数字贸易规则模板。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领域也不例外,无论是独立条款下的美式规制模式,还是普通条款下的欧式规制模式,其规则偏好的本质都是国家利益诉求的差异化。因此,当我国面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规制进路时,结合条款本身的前瞻性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得出我国应当选择独立的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的结论,并通过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分析,实现对数字产品开放与保护并济的双重目标。

浙江对接DEPA数字贸易规则的现状研究和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对于全球贸易格局有着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本文通过与现阶段流行的CPTPP、RCEP、USMCA等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条款进行比较,发现DEPA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DEPA在借鉴RCEP、USMCA等“美式模板”的同时,更加注重数字经济的包容和创新。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本文从产业基础、现有条件、数字贸易需求三方面对浙江省数字贸易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在数字发展产业基础、跨境数据流动体系、数字贸易监管治理体系等方面尚有不足。浙江省应对标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在明晰数字贸易规则动向后,完善数字贸易监管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提供参考。

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与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使用OECD-TiVA数据库,探究2000~2020年66个国家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地位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枢纽地位对数字行业最终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和出口国内增加值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具有数字行业类型、贸易协定地理区域分布、贸易伙伴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且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和缩短前向价值链步长两个渠道促进数字行业发展。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效应——基于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的视角

本文从服务贸易视角探讨RTA数字贸易规则带来的影响,探讨其对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的影响有何区别。基于TAPED数据库与BaTIS数据库,文章选取2011—2019年签订数字贸易协定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额为样本,在测定协定中数字规则条款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其对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RTA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正向促进了商业服务出口,且结果稳健,对政府服务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负向限制的数字限制壁垒对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均有影响,对政府服务出口的负向影响更大。根据收入与贸易规则模板划分国家面板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间的相互出口影响显著,且对美式模板的影响相较欧式模板与中式模板更为显著,分样本讨论其影响途径在各国推进双边贸易协定签订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

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能够显著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机制检验发现,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数字产业集聚三条途径,赋能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性检验发现,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赋能效应更强。据此,提出拓展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覆盖深度、构筑产业数字金融新生态、制定企业差异化政策机制的对策建议。

全球数字经济规则议题特征、差异与中国应对

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分化趋势增强,对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形成制约。聚焦综合性区域贸易协定(RCEP、CPTPP)与数字经济专项协定(UJDTA、DEPA),发现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不断深化,并呈现典型异质性分化趋势。中国参与的RCEP在关税及贸易便利化、数据跨境流动与存储等规则方面议题深化水平相对较低、例外条款较多,呈现“例外+自由”数字治理格局。CPTPP在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规则方面呈现更高的自由化水平,而DEPA的数字治理规则水平领先大部分自由贸易协定,对数字经济前沿领域治理规则具有较高的创新性。UJDTA美式模板数字治理深度高、影响广,数字经济例外条款少、适用范围广。因此,要注重依托RCEP,明晰数据管辖权与开放范围、善用例外条款,建立区域数字贸易体系治理的“中式模板”。

监管政策分歧、区域贸易协定与数字服务出口

构建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监管政策分歧指数,检索并量化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的深度水平,据此实证分析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以及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研究发现,监管政策分歧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扩大数字鸿沟显著阻碍了双边数字服务出口,但国家间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可以缓解双边监管政策分歧对数字服务出口的不利冲击,并且随着RTA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水平的提高,其规制融合效应也会更强。从国家异质性看,南-北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的负向贸易影响最大,但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则具有强于南-南和北-北国家间的规制融合效应。从行业异质性看,监管政策分歧对信息通讯、金融和保险行业出口的抑制作用较大,而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在其他商业服务、知识产权许可收费以及个人文娱行业表现更强。从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看,RTA中数据相关条款的规制融合效应大于电子商务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条款。

上海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构建:特征、不足与对策

基于TAPED数据库所列条款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框架,使用文本研究方法可以对“十四五”期间上海实施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对比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上海对接数字贸易规则时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上海对接数字贸易规则的条款数目与内容深度不断上升,特别是在数字贸易便利化及合作领域已形成诸多有益的实践与案例。但在对接数字贸易壁垒、数字贸易营商环境、政府义务及数字贸易监管等标准高、争议大的议题方面仍存在不足。数字贸易规则的非一致性,中国缺乏自主导向的数字贸易规则及数字治理体系欠缺成为制约上海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因素。因此,上海需通过建立并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体系,主动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增强消费者信心,加速政府数据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举措,推动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进程,为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积累经验。

数字贸易视野下我国跨境数据监管的发展困境及合作治理

数字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跨境数据监管的难度。通过总结分析我国国内现有的数据法律法规以及当前签署加入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涉及跨境数据监管部分可以发现,当前我国跨境数据监管体系构建依旧面临诸多困境,亟须寻求数据监管难题的解决路径。数据作为数字贸易的核心要素具有流动性和跨国性,这意味着数据治理应该将视野放至国际层面。因此,要构建一个完善的数据治理法律框架,除了国内制定数据监管规则外,还需积极投入数据跨境监管的国际合作中,进一步完善跨境数据监管规则,推动和谐数字社会的构建。

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双向FDI协调发展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优化全球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21年我国与26个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性;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对发展中经济体、WTO-X条款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发达经济体、WTO+条款、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较弱;自由贸易协定可通过推动数字贸易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即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为借助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应加速自由贸易协定深化落地,营造差异化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培育新的数字贸易增长点。

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在考虑协定深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采用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方法对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无权和有权网络密度总体呈增长趋势,反映了网络中各国的参与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提升,欧盟、美国、新加坡处于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中心地位;第二,欧盟所在子群与其他子群间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美国所在子群与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所在子群之间联系紧密,表明美式规则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影响力;第三,基于TERGM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网络传递性在推动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这为中国积极应对美式和欧式FTA规则传播,加快形成中国FTA数字贸易规则范本并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要求中的模型解读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数字治理合作领域的重要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在议题范围、模块化签约、便捷化履约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本文聚焦DEPA总体框架和结构,分析和研究了DEPA中的模块化模型结构。DEPA共16个模块可以分成4个群组。以AI治理框架为案例,解读了DEPA的内在履约逻辑。分析了其对我国数字治理政策的启示,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

在数字服务逐步融入传统产业的情况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基于2008—2021年OECD(经合组织)网站公布46个国家贸易限制指数以及海关数据库,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企业出口产品创新,对研发强度较低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通过提升贸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效冲抵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消极作用。据此,应从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深入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入手,加大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