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规制

乡村电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然而,乡村电商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既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冲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乡村电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必须从完善相关立法,优化顶层设计,抓好源头管理等方面入手,营造有益于乡村电商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乡村电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协同共治视角下网络直播带货法律治理体系的构建

网络直播带货是在线直播与网络购物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在线购物形式,在信息交互、购物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对传统网购的拓展,但其本质上仍是传统网购模式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延续。网络直播带货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质量瑕疵、虚假宣传、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的治理难题,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有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立法体系的混乱、执法资源的分散以及社会监督渠道的固化不断挑战直播场域法律治理体系的权威。对此,立法层面要打造以纠纷主体为依据的治理规范体系,实现法律规范之间的内部协调;执法层面要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强化监管能力,同时发挥平台自治和社会力量的效能,构建多元协同共治的法律治理体系。

我国电子商务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

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总体状况良好,但尚存在不少问题,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电子商务的法规健全问题、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大大影响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引起各方重视,迅速采取一些有效的举措以加速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论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

与传统经济一样,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强制性"二选一"行为不是"本身违法",但如果行为人使用这种手段,严重损害竞争对手实现最低规模经济的能力,或者阻止新企业进入市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市场竞争。考虑到进入市场存在着经济、技术、数据等各种障碍,特别是网络外部效应,我国电商平台已经高度集中。为了维护市场的竞争性,使商户和消费者充分感受电子商务的好处和便利,竞争执法机关应当保证平台商户的多归属,即任何平台经营者都无权强迫商户只能在一个平台上交易。同时,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点和中小商户对平台中介的依赖性,我国有必要制定规范中介平台与商户之间交易关系的专门法,并完善《电子商务法》第35条。

基于“数治”技术赋能的电商平台监管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

在电商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平台商户机会主义行为未得到有效治理,虚假宣传、假货泛滥等问题依然严峻。为提高电商平台各监督管理方治理效果,在分析问题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平台商户、电商平台、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不同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得出三方主体长期演化均衡策略组合。研究表明:从节省社会成本的视角出发,政府严格监管下电商平台宽松管理可达到理想效果,整个电商生态系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稳定发展。进一步,针对政府严格监管面临的困境,提出以“数治”技术赋能政府监管,将智慧监管理论引入电商平台监管领域,运用大数据、区块链及云计算等技术有效整合各种监管信息和系统,实现智慧监管;同时形成电商平台管理前置、政府监管主导、行业协会协作的监管范式,以监管创新倒逼平台创新。

数字贸易的研究现状及趋势研判

为研究数字贸易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及其研究的前沿热点,以中国知网数据库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成果为样本,结合百度指数搜索“数字贸易”为关键词,使用CiteSpace V、SPSS 21.0、Excel 2010等软件,对数字贸易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的学术研究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其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当前数字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研究内涵的界定与扩展、数字贸易发展新态势、国外数字贸易发展规则、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相关问题等方面;随着数字贸易在互联网和传统领域的应用普及,数字贸易规则建构与治理、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关系、国内外数字贸易对比、数字贸易关联要素等方面会成为数字贸易研究的新趋势。

中美电商平台规制体系比较——新经济规制体系的适应性、可流动性与可预期性

近年来,中国电商产业依托政策红利、巨量市场规模和完备基础设施等优势迅速发展,同时,如何完善电商规制体系、促进新经济业态的持续增长与规避负面效应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中美电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方面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上,美国电商发展历史较长且具备成熟的法律体系,而中国电商则更具赶超型特征,依托政策红利和巨量市场规模实现迅速崛起,法律体系也在同步跟进;在规制措施上,美国较早地完成了反垄断规制由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型,并主要通过事后监管和法律体系的完善来规避平台的创新抑制行为、知识产权纠纷和消费者数据滥用等问题,而中国则采取了行政监管与法律逐步完善的方式来应对相关问题,并且逐步进入强监管阶段;在规制效果上,中国现有的电商规制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头部企业的竞争优势,需借鉴美国规制体系中对互联网“非中心性”技术创新等的关注,将不同产业的电商区别对待,并预防系统性风险。中美电商平台规制体系的不同反映的并非仅电商产业本身的差异,而是更深层次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为了能够在全球电商竞争和跨境电商潮流中充分发挥独特的优势,中国需要形成具有适应性、可流动性和可预期性的新经济规制体系。

WTO规则下的中美数字贸易立场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监管中的关键一环,数字贸易问题也成为世贸组织第11次部长级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数字贸易领域,中美两国的态度存在诸多区别,体现在两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当中。美国的做法倾向于更多地关注数字贸易的"数字"性质,而中国的做法倾向于从传统的"贸易"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跨境电商出口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新型贸易出口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注入新动能。本文运用2012-2021年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数据库等构建多维面板数据,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影响渠道分析和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直接影响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且其影响具有异质性。在间接影响方面,降低贸易成本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中介渠道,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调节因素。进一步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提供了重要启示。

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国际扩散:跨国企业的推动力

近年来,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已广泛融入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这些规则的国际扩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由何种力量推动”值得探讨。一些既有研究和案例表明,企业是影响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行为体。文章认为,美国跨国企业是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国际扩散的重要推手。文章利用2000~2021年的全球样本,实证检验美国企业的数字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对于他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接受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美国企业数字并购交易数量的增加,东道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接受程度显著提升。具体到地区层面,这种影响尤其显著地存在于亚太地区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从时间段来看,这种影响主要在2007年之后开始显现。

我国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困境与优化对策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发展面临诸多课题,食品安全监管因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相较于传统商业模式,食品商贸活动由于互联网第三方平台的加入,强有力地推动了市场扩张,各方主体均能获取很高的边际收益,然而同时,互联网也对食品安全监管造成了极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配置效率、市场准入控制、信息搜集成本等诸多方面。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实现从监管到治理的思维转型,通过制度改进和创新来优化前述诸项具体机制,从而实现互联网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