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逸注次异于《楚辞章句》篇次——兼论《楚辞章句》注释的五个阶段

学界关于《楚辞》的原始篇次与《楚辞章句》篇次不同的论证,在逻辑上无法证明《楚辞释文》的篇次乃《楚辞》原次。常受关注的三点论据即《楚辞章句》于《九章》注中出现"皆解于《九辩》之中"之语、于《九辩》中释"九"、于《招魂》中释"招",只能标示出王逸的注次可能不同于《楚辞章句》的篇次。王逸注《楚辞》极有可能始于宋玉的《九辩》。今本《楚辞章句》面貌复杂,大致包含着五个阶段的注释。

论《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

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楚辞学者。目前,学术界尚未对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作全面的专题论述。胡濬源在注疏楚辞时,并没有刻意追求字句训诂、名物考证,而是奉行以寻求"通节旨、脉络"为主的治学宗旨,采取了别具一格的楚辞注疏方式,即"求楚辞于注家""求楚辞于史传""求楚辞于本辞",分别从学术家的眼光、史学家的精神、文学家的意识,来对楚辞作品的创作时地、作者归属、文体属性、主旨大意、词句寓意、脉络章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作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

集体记忆的多元书写——明季野史笔记中的朱元璋形象建构

明初以来,朱元璋形象塑造成了野史笔记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史学观局限,其时文人书写朱元璋既有历史实录,亦有动辄以天命来书写朱元璋的符瑞不经之说,其中的谀颂书写前代历史典籍中对英雄帝王的书写毫无二致。随着时代的演进,朱元璋形象在明中后期文人笔下更为丰富,忮刻残忍等反英雄形象的一面不断书写,反映出朱元璋集体记忆的褒贬取向呈多元化发展。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楚辞补注》对屈原形象的重新确立

《楚辞补注》中的屈原,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国"精神,也有儒家推崇的坚贞节操,而在对节操的坚持中又体现出其个体的独立人格。这是洪兴祖注释出的屈原新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体现着宋代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洪兴祖个人的精神风貌。

《乌宝传》揭露元楮币“外若方正,内实垢污”的思想

乌宝是元代流通的主币楮币。它的"外"形好像方"方正"正,其"内实"却藏纳着很多"垢污"。"垢污"表现之一是生平经世的投机性,为了一时一己之利,它毅然"厌祖、父业,变姓名",即背弃"钱氏"和"楮氏"两条祖源,独尊"尽得其通神之术"的"乌氏";二是个性品格的曲随性,其体态"轻"巧、单"薄"、"柔"软,随人随时而"舒卷"自如,极力称人之心如人之意,曲随人之所求;三是社会流通的腐蚀性,它流通于各个领域,大搞"奢靡"之风,使官员和社会腐化堕落;四是取人弃人的势利性,用势利眼对待人,对富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对穷人则"甚厌之"、"终不肯一往";五是市场交换的多诈性,或招摇过市而取利,或用魔法以套取社会财富,或用金蝉脱壳之技以推卸罪责,或推波助澜以浑水摸鱼。

看似寻常最奇崛——评吴广平先生注译《楚辞》

吴广平先生注译的《楚辞》,是一本既有普及性趣味性又有很高学术性的楚辞注本,具有明显的个性特色。它采纳众说取舍精严,对全部《楚辞》用通俗准确流畅的语言做出了注译。

战国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形式论议——兼与秦简记名的比较

战国楚、秦简公文书在人名记写上都表现出某些一般性的规律。《包山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包括某地之人+姓名、某人之人+姓名、某官+姓名、某族+名、某人之子+名、某人之奴、某王之+名、某客+姓名、单称官职、单称封号诸种形式。不同的记名方式区分了个体,同时进行了社会分类。楚简公文人名记写有省略情形,包括省略属地信息、省略姓氏、案件审理者自署名的省略和无规律省略。楚简中还有提示人名的符号。楚简公文记名对多数人都记姓和名,秦简则多记名而不称姓,只在特殊情况下另外加姓作为补充。楚简人名记写习惯可能承自周人制度,与秦简相比,更有利于达到识别个体的目的,以及保证公文作为行政工具的效率。

《楚辞章句补注》引《尔雅》考论

洪兴祖在补注《楚辞章句》时,明引《尔雅》94例,其中13例与《楚辞》经、王逸注文字不同,此13例异文间大致可分为古今、假借、异体三种关系。通过对此13例异文与《楚辞》《尔雅》诸版本的历时性比较研究发现,《诗经》《楚辞》等先秦经典与《尔雅》渊源有自而又各有变化、互相影响,关系复杂。因此,可以说对诸《尔雅》传本中与《楚辞》征引文字异同的探析,同时也是探讨《尔雅》传本异文类型问题。对不同时期存世史料征引《尔雅》的全面深入考察,不仅有利于《尔雅》传本的异文研究,也将促进《尔雅》与先秦经典文字关系研究,为各时期汉语史词汇研究提供动态语料。

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屈复《楚辞新注》以其鲜明的注疏特色,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而独树一帜。《楚辞新注》有着"知人论世"的注疏特色,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有关屈原生平际遇和思想的三段文献材料,还原再现屈原的创作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和他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同时,《楚辞新注》又有着"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它对于楚辞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对于文句的注解,往往能贯穿上下文,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

《楚辞章句·九歌·湘君》评析

《湘君》是《九歌》中的名篇。东汉王逸把它注释成祭祀湘水配偶神的歌辞,完全丧失原意,历代因之,影响极深。本文根据先秦文献一字一词一义考证法,将《九歌》原意破译出来了,它是楚国顷襄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黔中郡军民汇合力量一致抗秦的历史文献。《湘君》只是这篇历史文献中的一段抗秦事迹。

论蒋骥的楚辞学地位

清代《楚辞》研究仅次于《诗经》研究,楚辞学在清代几乎是一门显学。但是,真正开启清代楚辞学研究新领域的学者当数蒋骥。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以以史证诗;树立作品的整体观;突破说经之陋习;考证严密、持论公允的特点,确立了他在楚辞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王世性《五岳游草》山水版画的纪游特征——以《楚江》《匡庐》为例

本文以天津图书馆藏清刻本王士性《五岳游草》中的《楚江》《匡庐》两张版画插图为例,讨论《五岳游草》的内容与插图版画之间的关系,认为《五岳游草》的插图版画突破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图性质,具有山水纪游特征。

《出三藏记集》点校商榷

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的《出三藏记集》为苏晋仁、萧练子二先生所点校,为目前通行的唯一整理本。但是其中某些标点和校勘仍有可商榷之处。

吴世尚《楚辞注疏》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

在楚辞学史上,吴世尚的《楚辞注疏》是清代一部颇具注疏特色及学术价值的楚辞著作。吴世尚从儒道并阐、时文分析、诗艺品鉴等多重角度对楚辞文本进行解读,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在评析文本义理时,他既以儒解骚,又以庄论骚,指出楚辞的核心在于"君臣大义",《招魂》一篇实际上是屈原自招其魂。同时,他将时文的程式技巧运用到对结构章法的评点中,不仅为《离骚》重新划分段落,指出其中"梦幻"式的叙事手法,也指出《湘君》《湘夫人》与"二司命"属于前后相属、两两相对的结构。另外,他还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对楚辞作品中的构思技巧进行揭示,指出了屈原创作《天问》时的"畏秦心理"和宋玉创作《九辩》时的"交映"之法。

评李陈玉之《楚词笺注》

李陈玉《楚词笺注》"自叙"所表达的主要意图是褒"笺"贬"注"。此书褒"笺",重视对作品进行层次分析,值得肯定,但其理论上矫枉过正,实践也并非成功。李氏贬"注",且书中有些"注"确也过于随意、偏激,但不少"注"独创一说,难能可贵。

汉代纪行赋对《楚辞》的继承

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叙写行旅途中的见闻感受,在汉赋中独具特色。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探究汉代纪行赋对《楚辞》的继承,认为汉代纪行赋对《楚辞》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题材方面,继承了《楚辞》开创的纪行题材;其次,形式方面,继承了《楚辞》末尾以“乱曰”作结的形式以及兮字的运用;再次,语言方面,继承了《楚辞》中的一些典型词汇;最后,风格方面,清冷深沉的风格与《楚辞》一脉相承。

《〈楚辞〉郭注义征》校补

《楚辞》郭璞注散佚已久,近代学者胡小石根据郭璞尚存著述,辑成《〈楚辞〉郭注义征》一文,可供研究郭璞及《楚辞》之学者参证,其功甚巨,而其间也有可商榷及补充之处,今则主要就胡氏误辑非郭璞注,所辑条目与所释词语意义不相应的条目以及胡氏文本本身的错误进行校正,并对胡氏未录条目略为补充。

吴世尚《楚辞注疏》成书及体例研究

在楚辞学史上,吴世尚的《楚辞注疏》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清初楚辞著作。目前,学术界并未对吴世尚的家世生平、《楚辞注疏》的成书过程与著述体例作全面专题的论述。该书于版本篇次、笺注编撰方面自成体例。为了"庶使读者一气贯注,不复隔阂",吴世尚在训释字音、字形及串讲句意时,力求精简,尤其是将音韵注解均置于眉批之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陶渊明《述酒》诗补注

在评析旧注的基础上,补注陶渊明《述酒》一诗,述旨趣,叙义例,对《述酒》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述酒》当作于元嘉四年三月以后,“以酒为名,而实则悼晋祚之式微,愤刘裕之盗篡也”,此乃陶渊明“忠愤人格之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