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教育世俗化改革及其对两次革命爆发的影响

教育世俗化改革是伊朗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考察立宪革命和伊斯兰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无不与教育世俗化改革有着密切关联。教育世俗化改革剥夺乌莱玛的教育垄断权,教育成为乌莱玛与世俗政府竞相角逐的权力领域;教育世俗化改革的“衍生物”现代知识分子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掀起两次革命的中坚力量;世俗政府推行的新式教育本质上是精英教育,上层社会通过获取教育优势进一步扩大社会鸿沟,普通民众未能普遍分享教育改革红利。教育世俗化改革在助推伊朗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成为诱发两次革命的重要因素,足见其在近代伊朗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论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作用

什叶派独特的乌里玛等级制度和效仿制度是乌里玛发挥政治作用的有利条件。自1921年伊拉克建国,什叶派乌里玛经历了从短暂的政治干预,到长期的沉默无为,再到走向与政府对抗的变化过程。总体而言,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渐强大,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力呈缩小趋势。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乌里玛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但是,从长远看,他们的政治作用将受到限制。将来,奉行政治行动主义的乌里玛只能通过正常的政治途径分享国家权力,而其他则将逐步退回疏远政治的传统。

乌莱玛在伊朗立宪革命中的作用初探

1906-1911年伊朗爆发了立宪革命,它在伊朗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乌莱玛阶层在革命初期的引领作用,推动着立宪革命的不断前进,为伊朗带来了宪法、议会和三权分立等现代政治理念。随着民主党派逐步掌握领导权,立宪革命开始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与乌莱玛预想的目标并不一致,乌莱玛阶层内部出现分歧,革命联盟的力量被削弱。在民主党派与乌莱玛阶层的斗争中,保守的乌莱玛要求在宪法补充法中加入宗教裁决的条款,使得伊朗在20世纪初期再次确立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国家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而在伊朗未来政治的演变中,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成为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

经学大师舍蕴善若干问题考述

舍蕴善是清初杰出的伊斯兰经学大师,其在经堂教育、汉文译著、遵经改俗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河南襄城县有关舍蕴善的遗迹、传述及家族经学传承等材料,对舍蕴善的若干基本问题予以考述,有助于澄清谬误,全面、系统地认识其生平史实、经学地位和历史影响。

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自1958年达瓦党建立,伊拉克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和平发展阶段,暴力斗争阶段,实用主义阶段和积极参政阶段。运动自身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乌里玛发挥了主要作用;运动呈现出鲜明的家族性;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对运动产生了双重影响;反对教派主义,倡导教派合作;运动兼具传统和现代的二重性。

什叶派乌里玛与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

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是什叶派乌里玛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深度参与的一场政治革命。20世纪初,在伊朗内外危机的作用下,什叶派乌里玛、巴扎商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结成盟友,为立宪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必要条件。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三位大阿亚图拉积极支持立宪革命,强力干预了伊朗政治发展的进程。以努里为代表的乌里玛则经历了从起初勉强支持到随后坚决反对的转变,成为反立宪派的中坚力量。1911年俄国入侵伊朗后立宪革命的失败,促使乌里玛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更加紧迫的反侵略任务。立宪革命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预演,蕴含着伊朗政教关系剧烈变动的基本趋势,对于解析20世纪以来伊朗的政治史和宗教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代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探析

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东什叶派乌里玛曾在伊朗烟草抗议事件、伊朗立宪运动和伊拉克反英斗争三大事件中表现出空前的政治热情。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因受到世俗化冲击下的宗教危机、乌里玛自身生存危机和日益严重的教派政治危机的影响,什叶派乌里玛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伊拉克两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源头,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通过"纳杰夫网络"和设拉子派实现了政治化。阿拉伯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化产生了多重影响。

试论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的政治参与及其现实作用

人们看待中东,往往看到的是伊斯兰行动主义的军事组织所从事的政治或破坏性的负面社会行为。但事实上,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忽视了"乌里玛"(Ulama)①阶层。然而,从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作用的历史依据、"乌里玛"现实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乌里玛政治参与的体现及其作用三个层面的体现,可以看到乌里玛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东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参与的宗教基础

什叶派乌里玛参与政治具有坚实的宗教基础,享有逊尼派乌里玛难以相比的多种优势。他们不仅是伊玛目的代表和穆斯林大众的领导人,还是伊斯兰教的阐释者和伊智提哈德权力的运用者。他们拥有相对独立和统一的宗教领袖(效仿渊源)、独立而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独立的宗教教育体制。由于什叶派基本排除了体制化的苏菲教团,什叶派乌里玛还是本派穆斯林首要的宗教领导人。由此,他们得以在现代社会发挥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1906~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失败原因初探

1906~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朗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尽管立宪革命为伊朗带来了宪法,确立了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构建,但最终在国内外因素的干扰下失败,议会被解散。其原因在于伊朗立宪革命联盟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各有利益所需,联盟基础非常脆弱;革命联盟没有组建正规军,缺乏支撑革命的武装力量;民主党派内部在立宪革命的发展方向上存在分歧,导致革命领导集体的分裂,使革命缺乏明确、统一的理论指导;立宪革命越来越偏离宗教阶层的设想,导致乌莱玛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立宪本身是为了限制王权,其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规制和争论不能解决伊朗积贫积弱的经济现状,不能改变伊朗政治经济的依附性,更不能阻止西方国家瓜分伊朗的计划。

论萨非王朝政治体制中的国王、部落和乌里玛

萨非王朝起源于萨非苏菲教团,但在王朝建立后却立即奉正统什叶派为国教。国王一方面以土库曼部落军事力量"基齐勒巴什"作为统治支柱,同时在政治上以波斯官僚贵族、奴隶贵族"古拉姆"制衡他们,在宗教上以乌里玛制衡其苏菲形式的大众什叶派倾向;乌里玛一方面支持国王的集权化、官僚化和确立正统什叶派统治地位的努力,为国家提供稳定的合法性来源,同时又跟国王争夺谁是隐遁伊玛目的唯一代表的特权;基齐勒巴什一方面为国王开疆扩土,鼎定天下,王朝建立后却成为叛乱和不稳定之源,从根本上反对一个集权国家的建立。国王、部落和乌里玛之间的相互利用、斗争以及力量平衡塑造着萨非王朝以来伊朗政权结构和政治治理的历史进程。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

1502年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国教化奠定了伊朗此后政教关系的基调,什叶派乌里玛力量的增强成为伊朗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导致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什叶派乌里玛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主导者。他们践行"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创建了法基赫制,并使自身快速官僚化。1989年后,哈梅内伊一方面动用国家资源,确立了宗教权威;另一方面,他对经学院和乌里玛进行强有力管理,实现了宗教体制和伊斯兰政权的高度一体化。什叶派乌里玛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伊斯兰政权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也使得自身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形象危机。尽管如此,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中介,以宗教网络为基础,牢固扎根于伊朗社会,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当前,领袖权力的交接既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也可能成为伊朗重大变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