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矜恤远人”:清朝前期的外籍船难救助制度

清朝是中国传统海难救助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政府积极立法,将外籍船难救助纳入了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从思想社会语境、船难救助主体与救护费用、难夷居留中国期间的赈恤、难夷的遣返等方面对清朝外籍船难救助的情况进行探讨,认为其是伦理道德下的国家政治外交活动。该救助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利于保障外籍漂流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维护清朝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整体思维与人类未来——文明的逻辑基础及当代使命

人类社会从各民族和国家单一的历史向统一世界史的转变。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整体论的复兴"即因于此。由于处境和视角不同,整体论表现出构成论、先验论和生成论的不同类型。这既是其不同构型,又是其历史上的展开形态。作为人类总体命运思考方式之一的全球伦理,即以一种构成论思路展示其"伦理之伦理"的特征。全球伦理的最大优长是真实、开放和突出全球价值,其难处则在扩展、具体推动者、宗教基础和终极目的方面。与之相对的天下体系选择了先验论的思路。它试图以中国原初时代的天下范畴来取代全球或世界概念,并通过"以天下观天下"的方式超越西方从民族国家看天下的思维,因而具有很强的形而上学建构力。只是这一思路既无法协调先验的天下公理与经验的帝国模型的边界对接问题,更无法保证"天下"不再成为霸权,因而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是一种"天下神学"。全球伦理和天下体系的共同困境在于它们囿于还原论的限制。生成论不同于这二种思维而把人类的自我理解由宗教和国家批判引向文明的反思。从文明发展的"大逻辑"看,人类文明史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暴力逻辑合法性的普遍化时期、资本的全球化时期和文明或自由价值的普遍化时期。这大体对应着整体论思维发展的三种形态:先验论——构成论——生成论。文明复兴的基本任务是重新修复已被阻断了的文化自调机制,以共筑的姿态生成和塑造一个新文明。而目前最紧要的,是在生成论的框架内把人们已有的共识组织起来,确立类思维、建构非同一性哲学和推动互美伦理等,以形成一个思考未来、引导实践的初步规范。

新天下体系视角下的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

新冠疫情放大了全球化进程给世界带来的问题,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新天下体系理论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为破解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困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回顾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其早期呈现出典型的非世界性特征,存在非对称性和外部性的突出问题。尽管在当前的共在表象下,非世界性从外显走向了内隐,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美教育交流合作仍需转型。基于中美两国当前的教育政策,双方应以关系理性原则为指导,积极探寻未来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的可能生生空间,真正实现“世界性”的无外共在。

从天下中心到世界一隅——近代中华世界观地理坐标之变迁

传统的中华世界观不仅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中心地位,而且认为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高等级的、普世性的文明。然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间对抗的屡屡受挫,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明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最终使得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对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颠覆性的转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段里,中华文明在国人心目中从中心迁于边沿,成为了居于世界一隅的地方性文明,这一转变过程既是痛苦的,又是复杂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世界主义思想

世界主义的概念虽源于古希腊,世界主义的视野和理念却早已孕育在古代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植根中国土壤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是其“天下”观。该思想发轫于周朝,历经先秦至明清沿袭嬗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几千年圣贤志士思考世界的方式、视野、政治对象及最高理想。文章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出发,循着“天”—“天下”—“天下大同”的发展路径,厘清“天下”观生发、演变,再到孕育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对于“天”的认识始于先民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夏商时期“天”已具有人格化的神义性;周革殷命后,周人对“天命靡常”的认识使得“天”被赋予道德意义,形成“以德配天”的思想,“天”开始具有一定的人文色彩;至春秋时期,儒道两家分别形成道德之“天”及无为之“天”的观念。古人在对“天”的认知基础上产生“天下”的观念。“天下”观主要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地理空间的“天下”、文化意义上的“天下”、及伦理政治上的“天下”。先秦时代,儒、道、墨、法的政治哲学思想均已显现出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特征。在当今世界面临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秩序亟待重塑的背景下,“天下”观作为古代中国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根基,其世界主义视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其一,“天下”观构筑的世界秩序具有超越国家主义的真正的世界性;其二,“天下”观从空间尺度来看,无内外之分;其三,“天下”观从时间尺度来看,具有稳定性;其四,“天下”观以礼、仁为基石,构筑的是一个和谐、兼爱的世界。“天下”观在当代的重新挖掘为构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

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理念与制度

近代西方国际法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与欧洲法律传统一脉相承,随着欧洲对外扩张逐渐成为了今天全球性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我们对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不能受制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际法的理论预设,而应当采纳一种与国际体系相适应的"国际法观"。在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天下观"是基本的世界观,"礼"是国家间的主要规范,包含了精神层面的"礼义"和制度层面的"礼制",反映了儒家"礼治"思想在国际治理上的扩展。古代中国在周边区域主导的这套"国际法"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具有规范性,为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治理历史上的重要财富,也能为现代国际法研究和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天下无讼”价值追求的古今之变

“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法系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伦理是社会生活的基点,人的本质为伦理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应以伦理为前提。以伦理为基点,以天下为方法,以无讼为旨归,视君王和官吏为实现“天下无讼”的责任主体,借助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类文体传播“无讼”义理,通过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等多重路径践行“天下无讼”价值追求,是中国人处理纠纷的特有智慧。虽然在近代以来遭遇了崔东壁、熊十力等人基于内在理路的强烈批判,也有着因应时代之需和外在冲击而发生的主体、理念与模式之变,但“天下无讼”之价值追求仍有着历久弥新的“变化中的不变”。这背后就是中国人认知内外世界、处理内外纠纷的独特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此种逻辑与方式既以早期中国司法理念为文化基因,又有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赓续传统、焕发活力的时代动因,是理解中华法制文明、重塑新型中华法系的一把“锁钥”。

中等强国教育外交行为:西方界说及其超越

如何定义中等强国一直悬而未决。西方学界用外交行为倒推中等强国身份的方法充满矛盾。作为一种典型的“利基外交”,教育外交是中等强国的优势领域,矛盾在此尤为凸显。西方将传统中等强国教育外交行为塑造成“典范”,提倡作为“多边主义者”,创建教育合作机制;充当“行业领头羊”,经营细分教育市场;化身“国际好公民”,解决“全球教育危机”。然而,制度结构的多边主义与小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技治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人道主义与干预主义充分暴露西方界说的矛盾。从新“天下体系”学说来看,矛盾的症结是传统中等强国教育外交行为缺乏恰当的世界观。用三个世界宪法性原则加以改善,或许能使其成为定义中等强国的有效方法。

试论“天下体系”的秩序特征、存亡原理及制度遗产

从合作本位与竞争本位的二分法视角,作者对东方"天下体系"与西方国际体系的特征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并用基于自然禀赋的社会交往网络对上述东西方的分野做出了解释。东方各国较早确立了对儒家礼制的认同,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国家间合作形态"天下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便中央王朝更迭不断、周边国家兴衰频仍,"天下体系"的合作网络依然会在儒家礼制的基础上自我修复。与之不同的是,发轫于"群海联合体"的西方文明,则在长期的海运贸易交往中形成了竞争本位的文化基因。在同质竞争的压力以及在想象中的东方繁华世界之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之下,西方世界凭借其技术进步,发起对东方世界的冲击。从静态博弈的观点看,以合作为本位的东方世界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动态演化博弈的分析结果表明,"合作"仍然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这为现代中国继承"天下体系"以合作为本位的制度遗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中国继承制度遗产和创造性转换的前景也从理论上"预言"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即中国可以基于和平共处原则而参与建立新的国际准则以取代基于弱肉强食的现行准则这一进程。

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

明代的地图绘制,虽然依旧坚持着以"中国"为中心的绘图取向,一直在不断强化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但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似乎明代中国人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地理视野和"世界性意识"。同时,在传统的"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前朝太多未曾考虑的海外诸国,渐被纳入"华夷"序列中,使明朝的"华夷秩序"具备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内容。

“大一统”格局与中国两种延续性背后的普遍主义——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中,赵鼎新的问题意识起源于20世纪末期对"超稳定结构"的讨论。但是,与这一影响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界的重要问题不同,赵鼎新的新著对这一稳定性表现出了强烈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他尝试从比较史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梳理中国历史发展中对"大一统"追求背后的历史逻辑。本文认为,这种对宏大叙事的回归背后传递了《儒法国家》最核心的理论关怀与当代意识。本文试图从解读《儒法国家》问题意识背后的学术脉络的角度出发,梳理"春秋公法"观念产生的历史脉络,对本书处理的核心问题——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阐发,并尝试阐明书中强烈的当代意识。

西周“有孝有德”宗法伦理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周人创造的"有孝有德"的宗法伦理价值观念是一个开放的、进步的体系,它奠定了周人开放的国家形态、民族形态,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统治模式和宗法等级秩序,对周人的宗法政治经济结构的巩固与黏合,以及对孔子开放的仁学体系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

传统“天下体系”下的清雍正“安南勘界案”

雍正时期,清朝和安南围绕清开化府边界大小赌咒河所在位置产生争执,并由此引发雍正"安南勘界案"。在处理"安南勘界案"的过程中,高其倬、鄂尔泰等边疆大吏表现出强烈的"疆土意识",然雍正皇帝一面秉持"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四十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一面却在派杭奕禄等使臣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的"礼仪之争"中寸步不让。清朝在处理雍正"安南勘界案"的"争"与"不争"之间,处处体现出清朝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传统观念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

环世界与超国家:民族主义退场后的世界秩序重构

民族主义在建国与治国中展现出差异极大的两副面孔,这意味着民族—国家这一组合不会永续存在,而当前这个被民族国家所填充的世界,也会因此渐渐远离竞争性国际秩序。随着民族主义的退场,国家可以将"环世界理论"作为一套意识形态之外的、足以动员社会并形成超国家共同体的新理论。环世界是存在者用以接触世界的"壳",它在世界层面的应用将构建一种"分形同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质环世界的融合是形成超国家的关键,当超国家代替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主流,国际关系将由"竞争"走向"合作",世界秩序也将由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变为"天下体系"。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属性终将渐渐淡去,与此同时,环世界理论将率先于中国扩展开来,其所创造的世界共在秩序也将首先于亚洲展开实践。